二、稗史的增多

  這裡說的稗史，是泛指野史和記述歷史瑣聞、社會風物的筆記。野史，一是相對於官史而言，一是內容、形式不拘。唐人沙仲穆著有《大和野史》，是史學上最早以「野史」名書的散文筆記。自漢魏以來已有這種體裁，到唐宋而達於極盛；明清兩代的筆記，種類繁多，至今還不能說出準確的數目。[43]《明史·藝文志》著錄明代的稗史一類的撰述，主要見於史部雜史類和子部雜家類、小說家類。如祝允明《九朝野記》、沈德符《野獲編》（即《萬曆野獲編》）、蔡士順《傃庵野鈔》、李遜之《三朝野記》、孫繼芳《磯園稗史》、王世貞《明野史匯》、黃汝良《野紀矇搜》等（以上雜史類），都是明確標為野史或稗史的，而更多的書則沒有標出「野」、「稗」字樣。而小說家類則多以「漫筆」、「漫錄」、「雜記」、「雜談」、「雜言」、「雜錄」、「隨筆」、「筆談」、「叢話」、「叢談」等名書，說明撰者的不拘一格。《明史·藝文志》雜史類著錄215部、2232卷；雜家類著錄67部、2284卷；小說家類著錄128部、3317卷。這些書，並不都屬於稗史，但稗史一類的書卻占了不少分量。同時，也還有不少流傳下來的明代稗史，是《明史·藝文志》沒有著錄的。這些書，一則可以補官史之不足，再則因其數量之多而擴大了同社會接觸的層面。

  明代稗史所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皇朝掌故、社會風俗、重大事件、歷史人物是幾個主要的方面。舉例說來，如余繼登（字世用）撰《典故紀聞》18卷、陸容（字文量）撰《菽園雜記》15卷，是以記明朝故實為主的著作。《典故紀聞》的特點，是在記事方面考慮到以時間先後為序：卷一至卷五記洪武朝事，卷六至卷七記永樂朝事，卷八記洪熙朝事，卷九至卷十記宣德朝事，卷十一至卷十三記正統、景泰、天順朝事，卷十四至卷十五記成化朝事，卷十六記弘治、正德朝事，卷十七記嘉靖朝事，卷十八記隆慶朝事。這給人以歷史的脈絡和整體的感受。作者友人馮琦為此書作序，概括此書記事的原則是：「凡關國家大政大本則書，非大事而於世為急則書，非大非急而為異聞見則書，非異而事所從起則書。」[44]作者所關注的，主要是「大政大本」、「於世為急」的「典故」。如卷二記明太祖總結漢、唐教訓，建立嚴禁宦官干政的法度，卷五記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減少親王以下各級宗藩「歲祿」的措施並明載具體數字，卷九記宣宗與臣下論政等，都是關係大政大本的。《菽園雜記》的特點，一是不僅記朝廷故實，也記地方風俗；二是不僅記事，也記人；三是不僅論今，而且說古，顯示出作者獨立的歷史見解。本書卷五記洪武、永樂、成化三朝京營設置大略，卷九記成化以前巡撫、總督的增設、名目和職守，都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其卷一記吳中俗諱，卷三記江西民風勤儉，卷十記明代刻書之盛與濫，卷十二記嚴州山中用水輪灌田，卷十三記江南各郡種植情況以觀民俗等，從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明代社會人們的生產、生活和風習，也都有較高的參考價值。時人王鏊稱：「本朝紀事之書，當以陸文量為第一。」[45]這話不免誇大，卻也反映了此書在當時的影響。《四庫全書總目》於本書提要說：「是編……於明代朝野故實，敘述頗詳，多可與史相考證。」這是從史學上評價了它的價值。

  又如沈德符所著《萬曆野獲編》、謝肇淛所著《五雜俎》，以主要記明代社會風俗而著稱。《萬曆野獲編》20卷、《續編》12卷，取「謀野則獲」的古意用以名書，首編成於萬曆三十四年（1606），《續編》成於萬曆四十七年（1619）。清人錢枋「苦其事多猥雜，難以查考，因割裂排纘，都為三十卷，分四十八門」[46]，每門之下更立細目，便於查閱。今傳本尚有沈德符後人沈振據康熙時寫本作《補遺》4卷，亦依錢氏分門之例，附於書後。此書內容豐富，對典章制度、治亂得失、山川風物、文人學士之瑣事逸聞都有記載。《五雜俎》16卷，分天、地、人、物、事五部記事，作者撰述謹慎，且有識見，為《萬曆野獲編》所不及。又如朱國禎著的《涌幢小品》32卷，內容十分豐富，於制度、風俗外，還記了明代中葉的一些人物。李樂著的《見聞雜記》11卷，也寫了一些人物的行事。又如葉子奇所著的《草木子》記載了元末明初紅巾軍起義的事跡；吳應箕所著的《東林本末》和蔣平階所著的《東林始末》，是分別用紀事本末體和編年體寫出了明末「東林黨」的事跡。這都是關於重大事件的記載。清代有留雲居士所輯《明季稗史》16種，包含了關於明代歷史的不少重要史料。

  明代稗史種類繁多，內容廣泛，這裡所舉只是幾個比較重要的方面，大致亦可看出它在明代史學發展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