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附論 私家之宋史撰述

  明人撰述宋史的動因，概括說來，有三個方面。

  請記住𝔟𝔞𝔫𝔵𝔦𝔞𝔟𝔞.𝔠𝔬𝔪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第一個方面的動因，是不承認元代的正統地位，而以明繼宋，是藉撰宋史而彰明統。如《宋史質》一書，記宋末之事時，即無中生有地追稱明太祖之高祖為德祖元皇帝，以承宋統，公然無視元代的存在。班固著《漢書》，以明「漢紹堯運」，不承認秦的存在，但班固的這種保守觀點並不曾影響到他對待歷史事實的嚴肅態度；而王洙此書，以錯誤的正統觀念做指導，又錯誤地模仿《春秋》和《資治通鑑綱目》的書法，陷入杜撰歷史的誤區，毫無可取之處。應當注意的是，在思想上不承認元代歷史存在的人，並非王洙一人。

  第二個方面的動因，是不承認遼、金二史可以自為正統而與宋史並列。上述《宋史質》把遼、金列於「外國」；薛應旂《宋元資治通鑑》對遼、金二朝歷史索性削而不書。在這一點上，柯維騏《宋史新編》是最有代表性的撰述。這是一部嚴肅而甚見功力的宋史著作。其本紀詳載詔令，其表與志以簡明顯示出特點，其列傳推崇大義凜然之士，同時，在史實上也糾正了《宋史》所存在的一些疏漏、謬誤。這些，都足資參考。但其撰述主旨，是不承認遼、金二史同宋史的並立，而將它們與西夏史均列入「外國」。《明史》記載此事說：

  《宋史》與《遼》、《金》二史，舊分三書，維騏乃合之為一，以遼、金附之，而列二王於本紀。褒貶去取，義例嚴整，閱二十年而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編》。[33]

  這裡，對《宋史新編》似持肯定態度，但這並不足以代表清人的看法。這從下面兩個事實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其一，是四庫館臣對《宋史紀事本末》一書的評價。《宋史紀事本末》同《宋史新編》一樣，也是一部嚴肅而甚見功力的宋史著作，「於一代興廢治亂之跡，梗概略具」。但是，它也不承認遼、金二史有獨立存在的意義，而是把遼、金史事融於宋史之中。故四庫館臣在肯定它的同時批評說：

  諸史之中，《宋史》最為蕪穢，不似《資治通鑑》本有脈絡可尋，此書部列區分，使一一就緒，其書雖亞於（袁）樞，其尋繹之功乃視樞為倍矣。唯是書中紀事既兼及遼、金兩朝，當時南北分疆，未能統一，自當稱「宋遼金三史紀事」，方於體例無乖，乃專用「宋史」標名，殊涉偏見。[34]

  這個批評，從「當時南北分疆，未能統一」的歷史事實出發，指出作者「殊涉偏見」，是完全合情合理的。這種「偏見」，近則有愧於元代史官，遠則更遜於唐代史臣。

  其二，是明代學人對這種無視遼、金二史的保守觀念的批評。明人于慎行《讀史漫錄》有一則文字，專論此事，堪稱卓見，其文曰：

  元人修三史，各為一書，是也。《通鑑》編年之史，不相照應，即當《南》、《北史》之例，不必有所低昂可也。近世文雅之士，有為《宋史新編》者，尊宋為正統，而以遼、金為列國，則名實不相中矣。彼南、北二史，互相詆訶，南以北為索虜，北以南為島夷，此列國相勝之風，有識者視之，已以為非體矣。乃今從百世之後，記前代之實，而猶以迂闊之見，妄加擯斥，此老生之陋識也。遼、金繩以夷狄僭號，未克混一，而中國土宇，為其所有，亦安得不以分行之體歸之？而欲夷為列國，附於《宋史》之後，則不情也。[35]

  這一段話，表明了作者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歷史的認識在歷史編撰上的反映，是十分重要的。其一，作者認為，《宋史》、《遼史》、《金史》「各為一書」的做法是正確的，因為這表明當時中國「未克混一」的局面。其二，其「各為一書」，在體例上應援引《南史》、《北史》之例，「不必有所低昂」。其三，所謂「文雅之士」們的《宋史新編》的做法，即尊宋為正統，遼、金為列國，不得其體，這容易重蹈南北朝時期史家修史「互相詆訶」的誤區，因而是為「陋識」；且這種做法也不近於情，因為遼、金所控制的地方也是「中國土宇」，怎麼能因為它們是「夷狄」所建就歸於「列國」呢！

  關於元修《宋史》、《遼史》、《金史》，後人多有批評、指摘，歸結起來，無非是成書匆忙、舛誤甚多、過於繁蕪之類，應予以糾正，這無疑是對的。但是，元人修三史，從中國歷史發展大局著眼，使「各為正統」，承認在整體的國家格局下的「未克混一」的事實，不贊成把遼、金分割出去作為「列國」而附於宋。對此，人們往往重視不夠，不能不說是史識上的偏頗。從于慎行指出這是一種「陋識」，到四庫館臣批評《宋史新編》存在「偏見」，可謂正中其弊。

  元人修三史，有「三史凡例」凡135字，舉重若輕，氣勢恢宏，于慎行深得其旨，故有是論。

  第三個方面的動因，是為了糾正《宋史》的繁蕪。王惟儉的《宋史記》250卷係為此而作。他曾撰《史通訓故》一書，說明他熟悉史學家法。他於《宋史記》頗費心力，但終不盡人意，故其書流傳不廣，更無法取代《宋史》。

  以上事實表明，儘管元修《宋史》存在不少缺點，但它在大處根基穩固，不是輕易可以動搖的。明人的宋史著作，不能說全無成就，但對不少的撰者來說，正暴露了他們史識的蒼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