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私家所撰編年體本朝史

  明代史家私人所撰編年體本朝史也有多種，其中影響較大的有：薛應旂的《憲章錄》，張銓的《國史紀聞》，雷禮等撰的《皇明大政記》，譚希思所撰的《明大政纂要》，陳建所輯、沈國元所訂的《皇明從信錄》，陳建所撰的《皇明資治通紀》等。

  薛應旂所撰《憲章錄》47卷（一作46卷），記洪武至正德間史事，其採擷多出於雜書，雖記事連貫然嚴謹不足。薛應旂著述甚豐，據《明史·藝文志》著錄，他還撰有《方山詩說》8卷、《宋元資治通鑑》157卷、《甲子會紀》5卷、《皇明人物考》7卷、《隱逸傳》2卷、《高士傳》4卷、《浙江通志》72卷、《考亭淵源錄》24卷、《薛子庸語》12卷、《方山集》68卷，在四部書的著錄中均有著述，這樣的學人是不多見的。薛應旂門人陸光宅萬曆二年《刻憲章錄跋》云：

  吾師武進薛先生恭集我祖宗列聖寶訓、實錄，次第編年，凡纂輯支蔓者悉為裁約，其有事關體要、逸在諸儒臣別撰者，亦量為采入。書成，題曰《憲章錄》，蓋以成憲典章，萬世所當遵守，且追宗夫子「憲章文武」之意，以寓從周之義也。[23]

  這段跋文，對於了解此書的編纂特點及作者的編撰宗旨，多有裨益。

  張銓所撰《國史紀聞》12卷，以綱目體記明初至正德間史事，凡朝廷舉措、名臣善跡，以及政事、民生、人物、國土、人口等，皆記其梗概，便於披覽。作者有感於實錄外間不能親見，私家撰述難以取信，旨在撰一簡要信史，使之廣為流傳，其用心可謂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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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明大政記》25卷，是幾位學人逐步撰述而成的：自洪武至正德九朝史事凡20卷，為雷禮所撰；嘉靖朝史事凡4卷，乃范守己所續；隆慶朝史事1卷，是譚希思所續。萬曆年間周時泰合刊行世，有郭正域序。此書亦近於綱目體，有正書，有分注，史料多采自實錄。

  譚希思所撰《明大政纂要》63卷，記洪武至隆慶十二朝政事，大事編年，有史有論，敘致簡要，是一部較好的編年體明代政治史。例如，《太祖高皇帝》後論一方面論述作者本人的認識，一方面又引本朝學人論明代開國的舉措說：

  詹同之序《大明日曆》有曰功高萬古，曰得國之正，曰獨運全智，曰敬天勤民，曰家法之嚴，曰兵政有統。謝鐸有言，我朝度越歷代者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其善言聖治而揚休烈也哉！[24]

  這種評說可以幫助人們對歷史有一個總的認識和全局觀念；至於溢美之詞，當在所難免。

  《皇明從信錄》40卷，系陳建陸續所輯，沈國元訂補，記洪武至萬曆間史事：《啟運錄》記朱元璋起兵至明的統一，繼而續編《靖難記》至《武宗記》，後又補編嘉靖、隆慶兩朝史事。沈國元再補萬曆朝史事，並將各次撰述合刊，統稱今名。

  陳建所撰《皇明資治通紀》（亦稱《皇明通紀》）14卷[25]，記事上起元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劉福通等起兵反元，下至明隆慶六年（1572）神宗即位，凡221年史事。此書斷限、記事與上述《皇明從信錄》中陳建所輯部分相仿，疑前者是在後者的基礎上撰寫而成。作者於史事的敘述中時發議論，是此書的一個顯著特點。陳建在自序中講到，他寫成《皇明啟運錄》後，有人建議他說：「昔漢中葉有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有荀悅《漢紀》，宋中葉有李燾《長編》，皆蒐載當時累朝政治之跡，以昭示天下。我朝自太祖開基，聖子神孫重光繼炤垂二百禩矣，而未有紀者，子添述是志，盍並圖之，以成昭代不刊之典也。」陳建起初是推辭了，認為自己「愧乏三長」，不敢「僭逾及此」。但他後來還是改變了初衷，他繼續寫道：

  這一番話，深刻地反映出了作者撰述此書的社會條件及旨趣所在。

  《皇明通紀》有凡例七則，其第一則云：

  此紀仿《資治通鑑》而作，凡群書所載，必有資於治者，方採錄之；細故煩文、無資於治者弗錄。

  其第四則云：

  此紀敘載人物之賢否，言行之是非，一皆考據群籍，直書垂鑒，不敢虛美隱惡，以乖史筆。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誰毀誰譽！」覽者幸鑒。

  其第五則云：

  《皇明通紀》凡例，意簡而明，交代本書的體裁、原則、史與論的處置，十分瞭然，表明作者在史書編著上的良好修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