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私家之本朝史撰述

  一、私家所撰紀傳體本朝史

  有明一代，官府重實錄而輕國史，以至於自始至終沒有官府修撰的明朝國史問世。明代史家王世貞批評說：「國史之失職，未有甚於我朝者也。」[14]這無疑是極大的缺憾，但這種缺憾卻又激發了私家關於本朝史撰述的熱情。這樣的現象在史學上是曾經出現過的，正如唐人批評魏晉南北朝時有些史職任非其人那樣：「於是屍素之儔，盱衡延閣之上，立言之士，揮翰蓬茨之下。一代之記，至數十家，傳說不同，聞見舛駁，理失中庸，辭乖體要。致令允恭之德，有闕於典墳，忠肅之才，不傳於簡策。斯所以為蔽也。」[15]官府修史不力，私家撰史活躍，這是修史活動中的辯證關係。唐人指出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但又接著批評私家所撰之史的種種弊端而沒有肯定它們應有的價值，卻又有失公允。明代私家所撰本朝史的盛況及成就，彌補了明朝僅有實錄而無國史的缺憾，是明代史學的重要方面。

  

  據《明史·藝文志二》正史類著錄，列於官修實錄、年表之後的私家本朝史撰述者，有32種；而雜史類著錄約190種。當然，其實際數字要比這更多一些。這裡，略按紀傳體、編年體、典制體各舉其有代表性者，簡述如下。

  鄭曉的《吾學編》、鄧元錫的《明書》、何喬遠的《名山藏》、朱國楨的《明史概》等，都是明代史家私人所撰的紀傳體本朝史，其中《吾學編》和《名山藏》是比較重要的著作。

  史稱鄭曉「通經術，習國家典故，時望蔚然」；「諳悉掌故，博洽多聞，兼資文武，所在著效，亦不愧名臣」[16]。鄭曉是一個有政治實踐和深厚史學修養的史家，曾奉命撰《九邊圖志》，「人爭傳寫之」，足見其為時人所重。他的著述有《吾學編》、《吾學編餘》、《征吾錄》、《今言》、《古言》等。《吾學編》凡69卷，仿歷代正史體裁而略有變通，含記、傳、表、述、考共14篇，記洪武至嘉靖約200年史事。其編撰次第是：大政記，建文遜國記，同姓諸王表、傳，異姓諸王表、傳，直文淵閣諸臣表，兩京典詮尚書表，名臣記，遜國臣記，天文述，地理述，三禮述，百官述，四夷考，北虜考等。從正史所包含的體例看，此書比較完備，只是名稱有所變化；從所記史事、典制、人物來看，卻並不完備，但作為一部簡要的明史著作，還是有它的分量的。鄭曉歷任南京吏部、刑部、兵部尚書，通曉政務，志在經世，此書自亦反映了他的這個旨趣。他在《同姓諸王傳》序中沉重而尖銳地指出了諸王膨脹與社會矛盾：

  邸祿歲增，民財日窘，至有共篷而居，分餅而膳，四旬而未婚，十年而不葬者矣。嗟呼！驕溢則橫而干紀，窘困則濫而思亂，其為禍一也。而不早為之所，可乎？略敘先朝典制為初王表二卷、五太子七十七王五庶人傳三卷，明鑑戒焉。[17]

  鄭曉的見識是深刻的，所謂「驕溢則橫而干紀，窘困則濫而思亂」，是從社會的上層和下層兩個方面看到了潛伏的危機。所謂「明鑑戒焉」，正是全書的宗旨。此書下限有止於正德、嘉靖、萬曆等不同版本，表明了作者隨撰隨刻及其為世所重的情況。

  鄧元錫所撰《明書》（亦稱《皇明書》）45卷，含帝典10卷、后妃內紀1卷、列傳34卷，亦記洪武至嘉靖近200年史事。此書實際上只有紀、傳兩個部分，是不完備的紀傳體史書。其編次以帝為典，后妃為紀，外戚、宦官居列傳之首，諸臣傳分臣謨、名臣，諸將傳分將謨、名將等，均不合乎正史規範，反映了私家撰述的隨意性。再有，他於孝行之外，另立篤行、義行二類，於道學之外，另立心學之門。鄧元錫未入仕途，杜門著述，史稱他「《五經》皆有成書，閎深博奧」；又說「元錫之學，淵源王守仁，不盡宗其說。時心學盛行，謂學惟無覺，一覺即無餘蘊，九容、九思、四教、六藝皆桎梏也。元錫力排之，故生平博極群書，而要歸於《六經》。所著《五經繹》、《函史上下編》、《皇明書》，並行於世」[18]。可見鄧元錫思想上的矛盾，《明書》在編撰體例上的隨意性正是這種矛盾的表現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明書》的史料價值並不高，但它對於反映當時的社會思想面貌是有意義的。

  何喬遠所著《名山藏》100卷，記洪武至隆慶200餘年史事。全書分為37記：典謨、坤則、開聖、繼體、分藩、勛封、天因、天啟、輿地、典禮、樂舞、刑法、河漕、漕運、錢法、兵制、馬政、茶馬、鹽法、臣林、臣林外、關柝、儒林、文苑、俘賢、宦者、列女、臣林雜、宦者雜、高道、本士、本行、藝妙、貨殖、方伎、方外、王享等。其中典禮、樂舞二記未刊，輿地記不全。全書多采自時人之野史、舊文，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史料，有較高的史學價值。時人稱其書說：

  讀《典謨》諸記可紹衣祖考，讀《天因》諸記可寅畏上帝，讀《禮樂》諸記可陶淑性情，讀《刑法》諸記可明慎出入，讀《河漕》諸記可協國而安民，讀《兵》、《馬》、《茶》、《鹽》諸記可興利而蠲害，讀《臣林》諸記可進君子，讀《雜林》諸記可退小人，讀《列女》、《高士》諸記可揚幽貞而獎廉靜，讀《方外》、《貨技》諸記可抑淫巧而服要荒。[19]

  書中所謂的「記」，實則仍是紀、志、傳的統稱。私家著史不拘於體例，此亦明證。《明史》稱：「喬遠博覽，好著書。嘗輯明十三朝遺事為《名山藏》，又纂《閩書》百五十卷，頗行於世，然援據多舛雲。」[20]《名山藏》採擷野史、舊文，難免有「援據」不當處，而其涉及清兵入關前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史事，使其被清廷列入禁書之列。這是此書之所以具有較高歷史價值的原因之一。

  朱國楨的《皇明史概》（亦作《明史概》、《史概》）120卷，是一部比較完備的、對紀傳體有所改進的綜合體明朝史。為什麼稱為「史概」？朱國楨自謂：「未嘗奉旨，不敢進呈。題曰《史概》，以別於全，上不能繪天，次不能華國，又次不能膾口。半世精神，一生事業，可謂云爾也已矣！」[21]這些話，是謙詞，也是憂思。本書由五個相對獨立的部分組成：《皇明大政記》36卷，編年記明朝史事，自明初至隆慶凡十三朝十二帝行事及朝政；《皇明大訓記》16卷，編次明太祖所頒發的誥命；《皇明大事記》50卷，以專題形式記述政治、經濟、典制、邊務等凡120餘事；《皇明開國臣傳》13卷，記明初人物281人，附見76人；《皇明遜國臣傳》5卷，記建文帝朝野死難諸臣166人事略。舉例說來，《皇明大事記》按大事本末雜以人物傳記和典章制度編次而成，如卷一為「淮右起義」、「江南定鼎」，卷二為「韓林兒」、「平陳友諒」，卷三為「平張士誠」、「平方國珍」等。作者在卷首寫道：

  大明太祖高皇帝家世履歷與起兵渡江梗概，已見《御製大政記》及《滁陽王傳》中，第天授雖奇，百神雖在在擁護，而中間辛苦頓挫與危迫存亡之際，上絜虞舜，下較漢祖，不啻過且倍之。此亦自來創業之主所未有者。……事既絕異，語又絕多，國史見其大凡，諸家不無小異。為再採摘，冠於大事之首，乃若延攬英雄，褒恤忠義，則太祖氣魄、精神全注於此，不得以一時一事論也。[22]

  這一段話表明，明人關於本朝史撰述數量是不少的，而且所記「不無小異」，作者意在有所匡正。本書晚出，一則參照官修實錄；二則借鑑鄭曉等前人私家撰述，故所記史事豐贍而有據，為其他私家本朝史撰述所不及。《皇明史概》中的前三部分，均被清廷列為禁書，故《明史》本傳僅略記其仕途升降，而於其著明史則隻字不提。朱國楨還撰有《涌幢小品》，是極有影響的筆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