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史》的修撰

  《元史》210卷，含本紀47卷、志58卷、表8卷、列傳97卷，記載了從成吉思汗至元順帝約160年間蒙古、元朝史事，而以記元朝史事為主，是明朝官修前代史的代表性著作。

  洪武元年（1368）八月攻下元大都（今北京），十二月朱元璋即詔修元史。洪武三年（1370）十月，全書告成。在中國史學上，一個新的皇朝建立之初，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寫出了前一個皇朝的歷史，是不多見的。這反映了朱元璋和明初統治集團對於修撰元史之重要的現實意義，有極深刻的認識。洪武二年（1369）二月正式開局修撰元史時，朱元璋對廷臣們說：「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記載，況史紀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他又面諭參與修史諸儒，說：「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他敘述了元初「君臣樸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而此後，「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用，用不見信，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修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鑑戒」[8]。從政治鬥爭來看，這是一個勝利者對失敗者的歷史的評論。但朱元璋的話更有另一層深意，即不僅僅是為了「記成敗」，還有「示勸懲」的目的。「勸懲」的範圍，包括一切「君臣行事」。「記成敗」是為了說明歷史，「示勸懲」為的是警戒當今。朱元璋十分懂得史學同政治、歷史同現實的這種關係，故於立國之初就提出了修撰元史的事情。從史學上看，朱元璋的話反映出他的深刻的歷史意識，其中包含著自身的行為，也有將「是非公於後世」的思想。他說的「直述其事」、合於「公論」，也符合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總的說來，一個開國之君，不僅講到了前朝歷史的經驗教訓，而且講到了修撰前朝史的現實意義和對於史學的一般認識，在朱元璋之前，也只有李淵、李世民等少數幾個人能夠如此。

  《元史》的修撰事宜，以中書左丞相李善長為監修，以宋濂（1310—1381）、王禕（1322—1373）二人為總裁，集眾人分工撰述。第一階段，起於洪武二年二月，止於當年八月，撰成元順帝以前的元史紀、志、表、傳159卷，目錄2卷，繕寫裝潢成120冊，由李善長上表奏呈。上表稱，這是一部「粗完之史」。其後，朱元璋「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縣上之」[9]，以搜集元順帝一朝史事。儒士歐陽佑等負責搜集史事的工作。洪武三年二月重開史局，續修元史，至當年七月，增撰紀、志、表、傳共53卷。凡前修所未備者，大致補齊。宋濂、王禕、趙塤等合前後二書，厘分而附麗之，乃成210卷之《元史》。

  《元史》在體例上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即它的修撰者們對歷代正史的體例做了全面的考察後，擇善而從。《纂修元史凡例》反映出的這方面的史學思想，是值得重視的：「本紀。按：兩漢本紀，事實與言辭並載，兼有《書》、《春秋》之義。及唐本紀，則書法嚴謹，全仿乎《春秋》。今修《元史》，本紀准兩漢史。」「志。按：歷代史志，為法間有不同。至唐志，則悉以事實組織成篇，考核之際，學者憚之。唯近代宋史所志，條分件列，覽者易見。今修《元史》，志准《宋史》。」「表。按：漢、唐史表所載為詳，而《三國志》、《五代史》則無之。唯《遼史》、《金史》據所可考者作表，不計詳略。今修《元史》，表准《遼》、《金史》。」「列傳。……今修《元史》，傳准歷代史而參酌之。」「歷代史書，紀、志、表、傳之末，各有論贊之辭。今修《元史》，不作論贊，但據事直書，具文見意，使其善惡自見，准《春秋》及欽奉聖旨事意。」從這幾則凡例看，宋濂等人對於紀傳體史書的體例確有通盤的考慮，而在紀准兩漢書、表准遼、金史方面，尤可看出他們的史識。

  《元史》詳於本紀，共47卷，約占全書四分之一。它從鐵木真寫起而又上溯到其十世祖以下的簡要歷史，下限寫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八月「大明兵入京城，國亡」，以及後二年元順帝死，「大明皇帝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號曰『順帝』」而止。本紀中，世祖忽必烈占了14卷，順帝妥懽帖睦爾占了10卷，是紀中最詳盡的。

  《元史》的志有13目58卷，其中天文、五行各2卷，河渠、輿服各3卷，選舉、兵、刑法各4卷，禮樂、食貨各5卷，歷、地理、祭祀各6卷，百官8卷。《天文》、《歷》二志，反映了郭守敬《授時曆》的成果，記載了李謙的《歷議》和郭守敬的《歷經》等天文、曆法史上的重要資料。《選舉》、《百官》、《食貨》、《兵》、《刑法》諸志，都寫得內容豐贍，各具特色。《選舉志》記載了科目、學校、銓法、考課的詳情；《食貨志》包含了經理、農桑、稅糧、科差、海運、鈔法、歲課、鹽法、茶法、酒醋課、商稅、市舶、額外課、歲賜、俸秩、常平義倉、惠民藥局、市糴、賑恤19個方面的內容；《兵志》則據典籍可考者，主要記載了兵制、宿衛、鎮戍，「而馬政、屯田、站赤、弓手、急遞鋪兵、鷹房捕獵，非兵而兵者，亦以類附焉」[10]。《地理志》記載了元代遼闊的疆域和中書省、行中書省設置的情況，反映了中國古代區域建置上的重大變化，等等。《元史》「志」占全書四分之一多。

  《元史》的表，繼承了《史》、《漢》的傳統和《遼史》、《金史》在這方面的靈活運用，立《后妃表》、《宗室世系表》、《諸王表》、《諸公主表》、《三公表》、《宰相年表》。《三公表》出於新創，《宰相年表》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元史》的列傳寫了各方面的人物和外域的情況。於諸類傳中首創《釋老傳》，增立「工藝」人物並與「方技」同傳。

  《元史》以比較完全的紀傳體皇朝史的形式記述了元代的歷史，視野宏大，內容豐富，並在一些方面顯示出獨具的特色，為他書所不可代替。而《元史》纂修所據文獻，以元朝的《十三朝實錄》、《經世大典》、《國朝名臣事略》、《后妃功臣列傳》和名臣碑傳資料為主，兼及尚存之檔案、文書。這些文獻，明以後多亡佚，賴《元史》得以存其精華，從而也更加重了《元史》的文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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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歷史觀來看，《元史》的基本傾向是重人事的。它也有不少宣揚「天命」和神意的地方，如說鐵木真十世祖的誕生，是「阿蘭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窗中入，化為金色神人，來趨臥榻。阿蘭驚覺，遂有娠，產一子」[11]；又說順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12]，等等。

  《元史》修撰的時間，前後兩次合計只有11個月，成書之速也給它帶來了不少缺陷、訛誤。一是文獻搜求的不完備，尤其是蒙文文獻《脫卜赤顏》（即《蒙古秘史》，又稱《元朝秘史》）未能利用，故於蒙古起源不曾涉及。二是在史料處理上的粗率，史事重複記載者屢屢可見，甚至有一人兩傳、兩人合一者。三是人名、地名的漢譯多不統一，由此致誤者甚多。[13]《纂修元史凡例》稱「志准《宋史》」，但它卻沒有撰藝文志，妨礙了人們對元代學術文化的了解。因此，後人不斷對《元史》進行補正以至於重撰；但從整體上看，《元史》仍然是記述元代歷史的最可信賴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