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卷帙浩繁的《宋史》

  《宋史》於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四月，與遼、金二史同時始修，至正五年（1345）十月二十一日成書奏進。它包括本紀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傳255卷[51]，共496卷，在《二十四史》中卷帙最為浩繁。

  《宋史》的纂修，仍是阿魯圖、別兒怯不花為總領，脫脫為都總裁，帖睦爾達世、賀唯一、張起岩、歐陽玄、李好文、王沂、楊宗瑞為總裁，參與撰寫的史官有斡玉倫徒等23人。[52]卷帙如此浩大的《宋史》，在短短的兩年半中修成，主要原因是依據了宋代史館已有的國史舊稿。《元史·董文炳傳》記：元滅南宋時，董文炳率軍入臨安，對奉元世祖之詔招宋士而至臨安的翰林學士李槃說：「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以備典禮。」於是，「乃得宋史及諸註記五千餘冊，歸之國史院」。董文炳不僅是元朝平宋的功臣，也是保存宋史文獻的功臣。[53]元朝史臣，根據舊史文獻，「編劘分局，匯粹為書」。他們修撰《宋史》的主旨是：「矧先儒性命之說，資聖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後文辭，崇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矜式，彝倫賴是而匡扶。」宋代是理學興起的時代，元朝史臣中多有崇奉性命之說的，故於修撰《宋史》，乃著重申明這一原則。他們在撰述上的具體做法是：「辭之煩簡以事，而文之今古以時，舊史之傳述既多，雜記之搜羅又廣。於是參是非而去取，權豐約以損增。」[54]

  《宋史》本紀記事上限起於後唐天成二年（927）宋太祖趙匡胤出生至宋建隆元年（960）稱帝，並追溯其先世事跡自唐至於後周；下限止於南宋趙昺祥興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包含北宋、南宋319年盛衰興亡的歷史，以及兩宋皇朝與西夏、遼、金、元諸皇朝或和或戰以至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歷史。這是一個發展而又充滿紛爭的時代，它在《宋史》本紀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宋史》本紀於兩宋之際，頗致意於總結其興亡之故。《徽宗紀》後論分析徽宗「失國之由」，認為他並非如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也並非有曹操、司馬氏之篡奪，而是由於「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諛」，以致蔡京、童貫等先後用事，「驕奢淫佚」，「佳兵勤遠」，弄得「困竭民力」，「稔禍速亂」，最後「國破身辱」，他是不能用「氣數」來推諉自己失國的責任的。它還指出：「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慾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欽宗即位，雖不同於徽宗所為，但「其亂勢已成，不可救藥；君臣相視，又不能同心協謀，以濟斯難，惴惴然講和之不暇。卒至父子淪胥，社稷蕪茀」[55]。同時，撰者也注意到「熙、豐、紹聖椓喪之餘」對於徽、欽敗亡的影響。這就從比較長遠的歷史視野來看待北宋末年的衰敗了。《高宗紀》共9卷，幾乎占了本紀總數的五分之一，詳述了南宋的中興。其後論把宋高宗同夏之少康、周之宣王、漢之光武、晉之元帝、唐之肅宗並提，認為：「六君者，史皆稱為中興而有異同焉。」撰者沒有總結南宋初年中興的原因，但從夏、周、漢、晉、唐、宋的歷史上評價了宋高宗，殊為難得。撰者對於兩宋歷史之總的認識，一方面說「趙宋雖起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敝失於弱」；一方面又說「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56]把北宋之弱歸於「以仁傳家」，把南宋的存在歸於「禮義」和「恩惠」，這種完全脫離當時社會矛盾和物質生產而空言「性命之說」的看法，暴露出撰者歷史見解上蒼白的一面。

  《宋史》本紀記南宋的滅亡，寫出了悲壯的一幕：

  ［至元］十六年正月壬戌，張弘范兵至厓山。庚午，李恆兵亦來會。［張］世傑以舟師碇海中，棋結巨艦千餘艘，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居［衛王趙］昺其中。大軍攻之，艦堅不動。又以舟載茅，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火不能爇」。

  二月……大軍至中軍，會暮且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餘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衛王舟，王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負昺投海中，後宮及諸臣多從死者，七日，浮屍出於海十餘萬人。楊太后聞昺死，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爾，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已而世傑亦自溺死。宋遂亡。[57]

  這一段文字，是《宋史》本紀中少見的史筆，可謂有司馬光之風。撰者最後評論說：「宋之亡征，已非一日。歷數有歸，真主御世，而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可謂不知天命也已。」在元的滅宋問題上，史官們終究還是打出了「歷數有歸」、「天命」所在的旗幟。他們還寫道：「我皇元之平宋也，吳趙之民，市不易肆。」[58]這同樣也是粉飾之辭。

  《宋史》的志共有15篇，比《金史》多《藝文志》，其他篇目略同。《禮志》有28卷之多，詳載兩宋制定五禮的過程及有關內容和議論。《地理志》記載了宋神宗元豐年間（1078—1085）的地理建置情況和戶口多少。《河渠志》詳載河決情況及歷朝治河方略，兼及江、淮以南諸水「舟楫溉灌之利」。《職官志》清晰地寫出了宋朝官制的細密，反映了「宋承唐制，抑又甚焉」的繼承、發展關係。《食貨志》根據「宋舊史志食貨之法」，但「去其泰甚，而存其可為鑑者」，遵杜佑《通典》「首食貨而先田制」的思想，以農田、方田、賦稅、布帛、和糴、漕運、屯田、常平義倉、課役、賑恤為上篇；以會計、錢幣、會子、鹽、茶、酒、坑冶、礬、商稅、市易、均輸、互市舶法為下篇，共22目、14卷，大致反映了宋代的經濟面貌和有關制度。《藝文志》8卷，是繼《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之後，又一部歷史文獻學史上的重要著作，宋寧宗以前所著錄文獻采自宋之舊史，寧宗以後70餘年者為元史臣所補，分經、史、子、集四類，著錄文獻9819部，合119972卷；其中雖有重複、漏載，但仍是反映唐宋以來歷史文獻存佚、增損變化的重要目錄書。其中子部儒家類，宋人著作占了五分之四，足見宋代儒學的興盛。《宋史》撰者在諸志中所反映出來的歷史觀點，亦有可以注意的地方。如《食貨志》序指出宋代租稅征榷制度雖「無以大異於前世」，但在政策上卻「易動而輕變」，而「儒者論議多於事功」的學風也直接影響到政策的實施。《藝文志》序說：「其時君汲汲於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為先務，學士搢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於口，豈不彬彬乎進於周之文哉！宋之不競，或以為文勝之弊，遂歸咎焉，此以功利為言，未必知道者之論也。」[59]說明撰者是站在維護「道德性命之學」的立場上的。但這跟《瀛國公紀》後論里說的「仁之弊失於弱，即文之弊失於僿也」[60]，似不盡吻合。撰者論元之平宋，是張揚「天命」「歷數」之說的。但在《五行志》序中又說：「德足勝妖，則妖不足慮；匪德致瑞，則物之反常者皆足為妖。妖不自作，人實興之哉！」這顯然是在強調人事的重要了。所有這些，說明《宋史》撰者在歷史觀點上的龐雜和矛盾。

  《宋史·宰輔表》5卷，載北宋居相位者72人，位執政者238人；載南宋居相位者61人，位執政者244人。其意在於：「歲月昭於上，姓名著於下」，「政治之得失，皆可得而見矣」。《宋史》列傳記2000多人，可謂正史中記人之盛舉。其類傳中新增《道學傳》，置於《儒林傳》之前，凡4卷，分記周敦頤、程顥、程頤和程氏門人，朱熹、張栻和朱氏門人。其序稱：「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61]並認為這是「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這反映了撰者崇尚道學的思想傾向，也寫出了宋代意識形態領域的特色。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ʙᴀɴxɪᴀʙᴀ.ᴄᴏᴍ

  遼、金、宋三史，《遼史》簡潔，《金史》規範，《宋史》豐滿，雖不免各有瑕疵，然在歷代正史中，都各具特色。它們同《蒙古秘史》、《國朝名臣事略》、元代歷朝實錄等撰述相映成輝，生動地反映出這一時期我國史學之民族內容的空前豐富，從而對中華文明的發展做出了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