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通鑑》學的發展和《通鑑》胡注的成就

  一、《通鑑》學的發展

  南宋時期開始形成的《通鑑》學，在元代有了進一步發展。據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卷二編年類所考，關於《通鑑》方面的撰述有：

  郝經：《通鑑書法》；

  金履祥：《通鑑前編》18卷；

  

  何中：《通鑑綱目測海》3卷；

  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294卷，

  又《通鑑釋文辨誤》12卷；

  尹起莘：《通鑑綱目發明》59卷；

  王幼學：《通鑑綱目集覽》59卷；

  劉友益：《通鑑綱目書法》59卷；

  徐昭文：《通鑑綱目考證》59卷；

  金居敬：《通鑑綱目凡例考異》；

  吳迂：《重定綱目》；

  徐詵：《續通鑑要言》20卷；

  曹仲楚：《通鑑日纂》24卷；

  董蕃：《通鑑音釋質疑》；

  潘榮：《通鑑總論》1卷；

  汪從善：《通鑑地理志》20卷。

  以上，凡16種[19]。可惜這些書大多已佚，留存至今的主要有《通鑑前編》、《音注資治通鑑》和《通鑑釋文辨誤》等。

  《通鑑》學在元代的發展，跟統治者重視《資治通鑑》一書，自有一定的關係。元世祖時，置諸路蒙古字學，對諸路官員子弟之入學者及民間子弟願充生徒者，「以譯寫《通鑑節要》頒行各路，俾肄習之」[20]。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遂命平章政事張珪、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鄧文原，以《帝范》、《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復敕右丞相也先鐵木兒領之」[21]。這說明，不論在科舉方面還是在一般教育方面，《資治通鑑》都是作為重要的內容而受到提倡。元代《通鑑》學的發展，離不開這樣的政治、文化環境。

  元代的《通鑑》學，也反映出了史學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不論是注，是論，是補作、續作，它們都表明《資治通鑑》在史學上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宋、元之際的金履祥（1232—1303，字吉父）認為，北宋劉恕撰《資治通鑑外紀》記《通鑑》上限以前之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於是他採用邵雍《皇極經世歷》和胡宏《皇王大紀》的體例，損益折中，「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系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為一書，名曰《通鑑前編》。金履祥對於此書很自信，曾對門人許謙說：「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明代學者也稱其「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22]。此書旁徵博引，對古代史事的考訂用力甚多。但對「共和」以前史事記述不如劉恕以《疑年》處置穩妥，而「援經入史」亦非史家所尚，其於「好奇」亦不減於劉恕[23]。論者多以金履祥為南宋人，而元修《宋史》不曾為其立傳，這是把他視為本朝人；明修《元史》為其立傳，表明明人是尊重了元人的看法，錢大昕亦遵此說。

  史學自身發展的這種內在要求反映在元代《通鑑》學上的突出成果，就是胡三省的《音注資治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