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通鑑》胡注的成就

  胡三省的《音注資治通鑑》（亦作《新注資治通鑑》），後人一般稱為「《通鑑》胡注」。

  胡三省注《通鑑》有兩個動因，一是承襲家學，執行先人遺命；二是痛感亡國，寄寓民族氣節。他父親胡鑰篤於史學，而於史注格外用力，頗有獨立見解，曾經指出託名司馬康的海陵《通鑑釋文》本，並非出於司馬康之手，希三省予以「刊正」。「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音注資治通鑑序》，以下未註明出處者，均見此）。這種家學影響，使他確立了「史學不敢廢」的志向，並走上了治《通鑑》學的道路。他從寶祐四年（1256）著手作《通鑑》注，歷盡艱難坎坷，至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首尾30年，乃撰成《音注資治通鑑》。其間，經歷了宋元更迭，「世運推遷」。作為亡國之臣，他痛心疾首，所以在自序中以太歲紀年書為「旃蒙作噩」（乙酉年，即至元二十二年），表示不奉元朝之正朔。這個思想，也反映在胡注之中。以上兩個方面，是《通鑑》胡注產生的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

  胡注的成就，首先在於它對《資治通鑑》在記事、地理、制度、音讀等方面有疏通之功。恰如胡注自序所說：「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這種疏通工作反映在注釋內容上，包括校勘、考訂、辨誤、訓釋音義等幾個方面。僅舉《音注資治通鑑》卷二八六為例：

  ——關於校勘。《通鑑》記：「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為西京留守。」《資治通鑑考異》曰：「《實錄》作禧。或雲名晞。今從《陷蕃記》。」胡三省在《通鑑》正文與《考異》之間，引薛居正《舊五代史》文：「劉晞者，涿州人，陷虜，歷官至平章事兼侍中。」這是進而證明《通鑑》和《考異》所取的正確。

  ——關於考訂。《通鑑》正文記：「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此下，胡注引歐陽修論唐代入閣禮及《五代會要》所記入閣儀，又引《新五代史》所記梁太祖元年關於入閣的史事，最後說：「視唐之正牙朝會，其儀略而野，而五代謂之行禮。《會要》又詳載而為書，則其儀為一時之上儀矣。姑備錄之，以志朝儀之變。」胡注關於「入閣」的考訂，注文將近800字。

  ——關於辨誤。《通鑑》正文記：正月，「辛卯，契丹以晉主為負義侯，置於黃龍府。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胡注則認為：「歐《史》曰：『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沙磧中，七八日至錦州；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勃海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按契丹後改黃龍府為隆州，北至混同江一百三十里。又按慕容氏之和龍城，若據《晉書》及酈道元《水經注》，當在漢遼西郡界。今晉主陷蕃，渡遼水而後至黃龍府，又其地近混同江，疑非慕容氏之和龍城。」和龍城在今遼寧朝陽，黃龍府在今吉林農安，胡注所疑甚是。

  胡注在訓釋音義方面，全書俯拾即是，不一一列舉。

  胡注的成就，其次表現在寓歷史評論於注文之中，反映了注者深刻的歷史見識。仍以《音注資治通鑑》卷二八六為例：

  ——《通鑑》正文記：「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河內崔廷勛以兵守之。契丹主數遣使存問，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胡三省於其下注曰：「噫！孰知緇黃變色，其徒所為，有甚於不敢獻食者邪！有國有家者，崇奉釋氏以求福田利益，可以監［鑒］矣。」這是諷刺，也是勸誡，反映出注者不信釋氏的思想。

  ——《通鑑》正文記：「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胡注曰：「史言契丹主猶知用夏變夷。」又《通鑑》正文記：「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胡注曰：「契丹主自謂周防之密以夸晉臣。然東丹之來，已胎兀欲奪國之禍，雖甚愚者知之，而契丹主不知也。善覘國者，不觀一時之強弱而觀其治亂之大致。」這兩段評論，反映了胡三省的民族意識和關於強弱、治亂的卓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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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評論，由事而發，隨文作注，在胡注中占有重要的分量，既闡發了注者的歷史見解，又啟發了讀者從理論上去認識歷史，這是胡注的一個鮮明特色。胡三省自序說，他初次為《通鑑》作注，是「依陸德明《經典釋文》厘為廣注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略敘興亡大致」。這說明他對於史論的重視和興趣。胡注中多有史論，恰是胡三省注史的風格。

  胡注的成就，還在於它「始以《考異》及所注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便利了《通鑑》的閱讀和流傳。這也是它大有功於《通鑑》的地方。

  南宋時期，注《通鑑》者紛紛然，但多有乖謬，沒有多大影響。而《通鑑》胡注，一是詳於典章制度的梳理，地理沿革的考察；二是於原書「能見其大」，闡發其旨趣；三是「心術之公私，學術之真偽」都經得起考驗。胡注問世後，《通鑑》學仍有發展，注家迭起，述作也不少，而胡注終不能廢，證明它確實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胡三省在《音注資治通鑑序》中，還表明了他在歷史文獻學上所持的發展的和實事求是的學術見解。他說：

  注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虔）、應（劭）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師古）新注，則又譏服、應之疏紊尚多，蘇、晉之剖斷蓋鮮，訾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24]

  從這一段話中，可以看到胡三省在文獻學思想上的辯證觀點，即學術是一代代人的傳襲、積累，任何人都不應自謂本身的見識「無復遺恨」，而應認識到後人總會有超過自己的地方。然而，對於「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人們要有自覺的認識，卻又是多麼不容易！——這一思想，是中國歷史文獻學史上的寶貴遺產。

  胡三省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在自序中說：「古人注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注，博則博矣，反之於約，猶未能焉。」這雖是他的自謙之詞，但也表明他是主張史注應當以「文約而義見」為目標的。他撰的《通鑑釋文辨誤》12卷，以雄辯的事實證明海陵本《通鑑釋文》的偽謬；「而海陵本乃托之公休（司馬康字公休——引者）以欺世，適所以誣玷公休，此不容不辨也」[25]。他豐富的歷史文獻學知識，在此書中也同樣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

  《音注資治通鑑》和《通鑑釋文辨誤》二書，是胡三省關於《通鑑》學的名作，也是元代歷史文獻學方面的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