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聖武親征錄》和《元朝名臣事略》

  這是元朝建立後，史家關於本朝史的有代表性的撰述。

  《聖武親征錄》記成吉思汗、窩闊台統治時期史事，撰於元世祖忽必烈時期，作者佚名。其書久以抄本傳世，既有原本之誤，又有明、清抄本之誤。故清四庫館臣謂「其書序述無法，詞頗蹇拙，又譯語訛異，往往失真，遂有不可盡解者。然以《元史》較之，所紀元初諸事實，大概本此書也」[9]。後經錢大昕表彰，張穆、何秋濤分別校正，此書漸為世所重，現以王國維《聖武親征錄校注》本為最佳（見《王國維遺書》）。此書記成吉思汗事，起於「烈祖神元皇帝」也速該「初征塔塔兒部」獲其酋長帖木真，及成吉思汗出生和他命名的由來，止於成吉思汗滅西夏以還，死於途中，這占了全書的絕大部分。它記窩闊台事，起於他「即大位」而止於其病故，亦首尾完具，但所記甚簡略。全書主要記他們二人的征服活動，文字簡樸，有時也寫出了征戰的軍容和戰役的細節。如記札木合「以眾三萬來戰」，時成吉思汗「駐軍答蘭版朱思之野」，乃「集諸部戒嚴凡十有三翼」，並具體寫出了其中十「翼」的部署情況。如寫窩闊台占領金人西京後，又遣哲別率兵取東京：「哲別知其中堅，以眾壓城，即引退五百里。金人謂我軍已還，不復設備，哲別戒軍中一騎牽一馬，一晝夜馳還，急攻，大掠之以歸。」這是寫出了哲別用兵的機警和蒙古騎兵如旋風般地馳騁於疆場。下面一段記成吉思汗與金軍作戰尤富有情趣：

  上之將發撫州也。金人以招討九斤、監軍萬奴等領大軍設備於野狐嶺，又以參政胡沙率軍為後繼。契丹軍師謂九斤曰：「聞彼新破撫州，以所獲物分賜軍中，馬牧於野；出不虞之際，宜速騎以掩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上聞金兵至，進拒獾兒觜。九斤命麾下明安曰：「汝嘗使北方，素識太祖皇帝，其往臨陣，問以舉兵之由：『金國何怨於君，而有此舉？』若不然，即詬之。」明安來如所教，俄策馬來降。上命麾下縛之曰：「俟吾戰畢問之也！」遂與九斤戰，大敗之，其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因勝彼，復破胡沙於會合堡，金人精銳盡沒於此。上歸，詰明安曰：「我與汝無隙，何對眾相辱？」對曰：「臣素有歸志，恐其難見，故因如所教；不爾，何由瞻望天顏！」上善其言，命釋之。[10]

  

  這裡寫了好幾個人物，九斤的謹慎，契丹軍師的多計，明安的機智，成吉思汗的氣度，都一一寫到了。在寫戰事過程中，善於寫出不同人物的個性，這是中國史書寫戰爭的優良傳統。《聖武親征錄》在這方面也有它成功的地方。

  王國維根據本書記成吉思汗事只記歲名，而於窩闊台事則詳及月日，疑前者事出「脫卜赤顏」（「國史」），後者則取《平金始末》等以益之（見《聖武親征錄校注》序），可備一說。

  《元朝名臣事略》（初名《名臣事略》或《國朝名臣事略》）15卷，蘇天爵撰。這是一部有關元朝前期、中期的人物傳記，卷首有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歐陽玄序和至順二年（1331）王理序，這大致可以說明它撰成的時間。此書收錄元初至延祐年間（1314—1320）自太師諸王以下文武大臣共47人入傳，依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為序加以編次。其所依據多為諸家墓碑、墓誌、行狀、家傳，間亦取其他可信雜書。凡有所取，皆註明其所出，以示信而有徵。若碑傳、文集所記有異同者，則更以注文錄出，以備考。全書起於穆呼哩（木華黎），終於劉因，均敘致井然，體例劃一，反映出撰者著史的嚴謹精神。此書之功，是對有關傳主資料的搜集、整理、編次。出於撰者手筆的，是各篇傳記前面的提要，用以交代傳主的名諱、郡望、任官、卒年及享壽多寡。如《太史郭公》事略卷首提要寫道：「公名守敬，字若思，順德邢台人。至元二年，由提舉諸路河渠遷都水少監。八年，遷都水監。十三年，都水監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年，改治新曆。十六年，遷同知太史院事。歷成，拜太史令。二十九年，修會通河，命提調通惠河漕運事。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累請致仕，不許。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11]。讀了這樣的提要，再讀「事略」，就一目了然了，也容易留下比較完整的印象。這是《元朝名臣事略》在編纂上的一個特點。

  此書在反映元朝前、中期名臣面貌方面，歐陽玄的序做了如下的概括：

  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國諸王公之勛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藁城、東平、鞏昌之方略，二王、楊、徐之辭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興元、順德之有古良相風，廉恆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台府忠藎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內之樞機，外之藩翰，班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人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異代豈多見哉！……[12]

  倘若剔去其過分頌揚的成分，此書確是反映出了這些人物神采各異、事功卓越的風貌。此書在編纂方法上，參考了朱熹的《名臣言行錄》的體例而始末較詳，又參考杜大珪的《名臣碑傳琬琰集》而不盡錄全篇、有所棄取；後人撰《元史》列傳及其他著述，頗多取資，故清人評論它「不失為信史」[13]。

  蘇天爵（1294—1352），字伯修，人稱滋溪先生，是一個很有見識的史家、詩人、文章家和文獻整理者。他鑑於「宋氏以來，史官不得盡其職，載筆之士多乖故實，宋人詳而多曲筆；又以比時遼、金簡而徑，事多湮昧。於是著其故，輯其闕漏，別為《遼金紀年》」[14]。這反映了他對多民族史事的重視。他又以一人之力，分15類編纂《國朝文類》（即《元文類》）70卷，「合金人、江左，以考國初之作；述至元、大德，以觀其成；定延祐以來，以彰其盛」，顯示出文章家兼史家的見識，故時人稱說：「是則史官之職也，夫必有取於是也。」[15]他還有詩稿、文稿等述作多種，《元史》本傳稱他：「其為文，長於序事，平易溫厚，成一家，而詩尤得古法」，「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