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金代史學與科舉考試

  史學和歷史進程的關係，是史學和歷史之關係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一點，從金代的史學和金代的歷史進程之關係中，看得格外分明。可以認為，這是金代史學在中國古代史學上的一個突出特點。

  元好問《自題中州集後》末首詩云：「平世何曾有稗官，亂來史筆亦燒殘。百年遺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淚看。」[143]他感嘆金代史事撰述未就而金朝已亡，他只有選編百年以來詩人們的詩作來代替史筆了，後人對其此舉頗多稱許。今天來看，元好問的詩未免過於悲切。不獨金代的歷史，有元修《金史》在；就是金代的史學，也還是可以約略畫出它的軌跡而論其所得的，何況金代的史籍流傳到今天的要比遼代的多些。

  金代史學和金代歷史進程是一種什麼關係呢？這裡，首先從金代史學與科舉考試的關係說起。

  金朝的建立，是女真族走向文明的重要標誌。而女真文字的創製，則為金代史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在這一點上，金代的史學同遼代的史學幾乎是循著相同的道路前進的。它們的另一個相同之處，是都重視翻譯漢文史籍。

  金朝翻譯漢文史籍，是同科舉制度中設立「女直學」相關聯的。《金史·選舉志一》記：「女直學。自大定四年，以女直大小字譯經書頒行之。」同卷又記：「策論進士，選女直人之科也。」[144]女直學的設立和以策論選女真人為進士的辦法，促進了對漢文文獻的翻譯。《金史·徒單鎰傳》說：「大定四年，詔以女直字譯書籍。五年，翰林侍講學士徒單子溫進所譯《貞觀政要》、《白氏策林》等書。六年，復進《史記》、《西漢書》，詔頒行之。」[145]

  世宗君臣曾就譯經書的文字問題進行過討論，最後還是把女直進士科堅持下來，把譯書工作逐步推廣開來，並設立了譯經所來加強這項工作。大定二十三年（1183），譯經所譯《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揚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大定二十八年（1188），又譯出了《春秋》。

  金代翻譯漢文史籍跟遼代有所不同，即更注重於名著，如《史記》、《漢書》，這也是同科舉考試相關的。金代統治者十分重視唐代的歷史經驗，所以《新唐書》是較早被譯出來的史書之一。當時列於《五經》的《詩》、《書》、《春秋》，也都是重要的先秦史籍。廣泛的譯史工作，對於金朝統治下的漢人來說，並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但它對於金朝統治者和女真族士人來說，卻是跟他們的政治活動、文化教育、仕進位度密切相關的。金世宗說譯《五經》是要使「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那麼譯史書自然要包含歷史教育的目的。而與之關係尤為密切的，便是科舉考試。

  金代的科舉考試，對各族士子在史學上都有明確的要求。正隆元年（1156），即「命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始定為三年一辟」。明昌元年（1190），又進而規定「以《六經》、十七史、《孝經》、《論語》、《孟子》及《荀》、《揚》、《老子》內出題」，把三史擴大到十七史。[146]

  這是大幅度地增加了史學在科舉考試中的分量。如前所述，自女直進士科的設立，對女真士人也相應地提出了史學上的要求。如徒單鎰經過一次次嚴格的考試，後來在朝中做官。泰和元年（1201）他任平章政事時，痛感「時文之弊」，乃上言：「諸生不窮經史，唯事末學，以致志行浮薄。可令進士試策日，自時務策外，更以疑難經旨相參為問，使發聖賢之微旨、古今之事變。」章宗「詔為永制」[147]。

  翻譯史籍和科舉重史，雖不是歷史撰述工作，但對以女真族統治集團為主的金朝政權來說，這仍然是很重要的史學活動。它對於當時的政治發展、取士制度、文化交融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金朝皇帝中，熙宗和世宗尤其重視讀史，注重吸取歷史經驗。熙宗對臣下說：「朕每閱《貞觀政要》，見其君臣議論，大可規法。」他還以「幼年游佚，不知志學」為悔，頗讀《尚書》、《論語》、《五代史》和《遼史》諸書。[148]金世宗在位時間較長，於史書也頗有論說，認為：「《資治通鑑》，編次累代廢興，甚有鑑戒，司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無以加也。」他讀《後漢書》，稱讚漢光武帝度量之大，是「人有所難能者」。他自謂「於聖經不能深解，至於史傳，開卷輒有所益」[149]。從他們的這些言論中，可以看出翻譯史籍和科舉重史並不是無足輕重的事情。從當時的民族關係來看，金代的譯史之舉同遼代一樣，在推進各民族間的歷史文化認同上，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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