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遼代史學與民族融合

  遼代的史學在促進民族融合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上文所述遼朝仿唐宋體制設立修史機構、建立史官制度，這當然是唐與契丹、宋與遼長期聯繫交往的反映，是一種歷史潮流。而在史學的內容方面，如遼聖宗之重視閱讀唐高祖、唐太宗、唐玄宗三本紀來看，從馬得臣上書備言貞觀、開元之事以諫其君來看，都是意味深長的。從歷史思想的認同和社會心理的協調來看，蕭韓家奴之翻譯漢文史籍當具有深刻的意義。《遼史》本傳說：「［興宗］又詔譯諸書，韓家奴欲帝知古今成敗，譯《通曆》、《貞觀政要》、《五代史》。」[138]翻譯漢文文獻，這是當時遼朝文化事業的需要，它是民族融合在文化上的一種反映。至於蕭韓家奴翻譯的這3部書，是「欲帝知古今成敗」，則反映出史家本人的良苦用心。《通曆》10卷，唐馬總（？—823）撰。這是一部記「太古」、「中古」以及秦至隋歷朝興亡之書，史事編年相次，而取唐初虞世南所撰《帝王略論》中的論（以「公子曰」、「先生曰」的問答形式寫出）附於所述有關帝王之後。《貞觀政要》10卷，盛唐史家吳兢（670—749）撰。這書以唐太宗君臣問對的形式，寫出了唐初尤其是貞觀朝政治統治成功的歷史經驗，所論貞觀君臣之風對後來歷代皇朝都有很大影響。《五代史》，按蕭韓家奴活動的年代看，當指薛居正等所撰《舊五代史》。這3部書，在內容方面大致上相互銜接，可見蕭韓家奴之「欲帝知古今成敗」，在譯漢文史籍時是經過精心考慮的。蕭韓家奴活動於遼朝前期，他的譯作，對遼朝中後期的史學和政治都會產生影響。

  《遼史·列女傳》記耶律氏，小字常哥，是太師耶律適魯之妹。常哥「讀《通曆》，見前人得失，歷能品藻」。她在道宗咸雍年間（1065—1074）作文以述時政，其要義是：

  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人主當任忠賢，人臣當去比周，則政化平，陰陽順。欲懷遠，則崇恩尚德；欲強國，則輕徭薄賦。四端五典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寔生民之命。淫侈可以為戒，勤儉可以為師。錯枉則人不敢詐，顯忠則人不敢欺。勿泥空門，崇飾土木；勿事邊鄙，妄費金帛。滿當思溢，安必慮危。刑罰當罪，則民勸善。不寶遠物，則賢者至。建萬世磐石之業，制諸部強橫之心。欲率下，則先正身；欲治遠，則始朝廷。[139]

  這是一篇飽含歷史經驗的政論，或者說是從豐富的歷史經驗中總結出來的政治原則，寫得凝練、明白，義廣而意遠，在《遼史》中亦未可多見。遼道宗讀到這篇文章，連連「稱善」。常哥讀《通曆》進而論政的例子，或可說明蕭韓家奴所譯漢文史籍產生的影響之大。

  

  當然，在史學促進民族間的歷史認同方面，也並非循著直線前進的。《遼史·文學下·劉輝傳》記，劉輝曾上書曰：「宋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貶訾。且宋人賴我朝寬大，許通和好，得盡兄弟之禮。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經意。臣請以趙氏初起事跡，詳附國史。」道宗嘉其言，遷禮部郎中。歐陽修撰《新五代史》，以《四夷附錄》記契丹事，遼朝統治者為之不滿，這是可以理解的。劉輝本是漢人，為遼朝所用，並從遼朝的立場來看待此事，這跟當時許多為遼朝所用的漢族士人一樣，亦是情理中事。值得注意的是，劉輝強調遼宋間應盡「兄弟之禮」，雖在替遼說話，但並無辱宋之詞。不獨如此，就是契丹族統治者中，也常常表現出對於遼宋和好關係的珍視。遼興宗意欲南伐，其重臣蕭孝穆諫曰：「昔太祖南伐，終以無功。嗣聖皇帝仆唐立晉，後以重貴叛，長驅入汴；鑾馭始旋，反來侵軼。自後連兵二十餘年，僅得和好，烝民樂業，南北相通。今國家比之昔日，雖曰富強，然勛臣、宿將往往物故。且宋人無罪，陛下不宜棄先帝盟約。」[140]又說：「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敗未可逆料。願陛下熟察。」[141]這種認識，可以說是當時民族關係中比較有遠見的政治見解。即使從這種認識來看，對《四夷附錄》也是不好接受的。劉輝的言論，恰恰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契丹族統治者對於本民族在中原皇朝所認可的史書中之位置的重視，也可以說是曲折地反映了民族間歷史認同的發展歷程。

  《遼史·世表》序說：「考之宇文周之書，遼本炎帝之後，而耶律儼稱遼為軒轅後。儼志晚出，盍從周書。」[142]這裡說的「周書」，是唐初史臣所撰北周史《周書》，「儼志」當是耶律儼所撰遼史或遼史中的某個部分。對於契丹之所出，不論唐朝官修史書主炎帝說，還是遼朝官修史書主黃帝說，都是以炎黃子孫眾多，「故君四方者，多出二帝子孫」為其前提。這表明，民族間的這種歷史認同已有相當長的發展過程，而在遼代史學上得到了更充分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