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遼代史學在政治活動中的作用

  遼代史家的歷史撰述，除在元修《遼史》中還可見一些蹤影外，流傳下來的只是一鱗半爪了。私人記事之作，只有一部王鼎撰寫的《焚椒錄》1卷，所記之事是有關遼道宗宣懿皇后被誣陷冤死一案的始末。王仁俊《遼史藝文志補證》稱「今存疑偽」，然一般認為它並非偽作。這是一件宮禁要案，但《焚椒錄》畢竟是出於後人的追記。而從《遼史》紀傳所反映的情況來看，遼代史學活動同政治活動的關係至為密切，史學在遼朝的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是總結前朝的歷史經驗，作為本朝政治統治的借鑑。遼聖宗即位後，很留心於唐朝的統治經驗，並閱讀《唐書》中的高祖、太宗、玄宗三本紀。遼大臣馬得臣「乃錄其行事可法者進之」。後來他看到遼聖宗「擊鞠無度」，乃上書聖宗，從「親親之道」講起，然後講到如何「以隆文治」、致「二帝之治」，最後是諫「以球馬為樂」有「三不宜」。這樣的陳述，可能更便於接受，所以遼聖宗讀到這篇上書後，「嘉嘆良久」。遼朝君臣以唐太宗君臣為榜樣，探討致治之道，這說明唐代歷史的影響之久遠，也說明史學是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教材。

  第二，是以本朝前主的歷史經驗教訓規勸當時的統治者。遼興宗時，史臣蕭韓家奴在這方面是很突出的。史載：「韓家奴每見帝獵，未嘗不諫。」[134]他善於以本朝先主的事跡來規勸、諫諍當朝皇帝，以改進政治作風。另有馬哥，以散職入見興宗，興宗問他：「卿奉佛乎？」馬哥回答說：「臣每旦誦太祖、太宗及先臣遺訓，未暇奉佛。」興宗聽了很高興。[135]可見遼朝君臣對於本朝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是很重視的。

  第三，是以歷史撰述樹立政治典範，起到社會教育的作用。早在耶律德光時，就有人「取當世名流作《七賢傳》」，當時很有政治聲望和道德聲望的耶律吼，就是所謂「七賢」之一。[136]大康年間，耶律孟簡上表道宗稱：「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他還編寫了耶律昌曷魯、耶律屋質、耶律休哥三人行事上奏。道宗命置局編修。耶律孟簡對同事們說：「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徇情，則禍不測。故左氏、司馬遷、班固、范曄俱罹殃禍，可不慎歟！」[137]耶律孟簡重視以歷史垂訓後世的思想，以及關於「史筆天下之大信」的認識，都是可取的。他對左氏、司馬遷、班固、范曄的誤解，很可能源於韓愈的《答劉秀才書》，所以也是不足為怪的。

  契丹族在10世紀以後發展迅速，固然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重視從各方面吸取歷史經驗教訓。由於契丹族在長時間裡保持著與唐皇朝的密切關係，所以遼朝統治者格外重視唐朝的統治經驗，尤其是唐高祖、唐太宗、唐玄宗三朝的統治經驗，這無疑是重視了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遼代史學在政治生活中的影響，是很有啟發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