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目錄之書與史學批評

  目錄之書的發展是宋代文獻學成就的一個方面。同時，目錄之書的史類部分，也包含了豐富的史學批評思想。《郡齋讀書志》、《史略》、《直齋書錄解題》在這方面各有成就。

  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所含史類有13目，第六目為「史評類」。這是史書分類上較早把「史評」獨立出來的做法，足以證明人們評論意識的進一步增強。晁公武所說的「史評」，既包含了《史通》、《史通析微》、《五代史纂誤》等史學評論之書，也包含了《歷代史贊論》、《唐史要論》、《唐鑒》等歷史評論之書。可見，晁公武並沒有把二者區分開來。但是，《郡齋讀書志》既是目錄之書，其性質決定了它的主要評論傾向當是在史學批評方面。

  晁公武的史學批評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是對史學有一個提綱挈領、統觀全局的認識。他在史類總論中寫道：

  後世述史者，具體有三：編年者，以事系月日而總之於年，蓋本於左丘明；紀傳者，分記君臣行事之終始，蓋本於司馬遷；實錄者，其名起於蕭梁，至唐而盛，雜取兩者之法而為之，以備史官採擇而已，初無製作之意，不足道也。若編年、紀傳，則各有所長，殆未易以優劣論。雖然，編年所載，於一國治亂之事為詳；紀傳所載，於一人善惡之跡為詳，用此言之，編年似優，又其來最古。而人皆以紀傳便於披閱，獨行於世，號為正史，不亦異乎！舊以職官、儀注等，凡史氏有取者，皆附之史，今從焉。[120]

  他以編年、紀傳、實錄三「體」，統率史學，表達了對史學的獨立見解。他認為編年、紀傳「各有所長」，但仍傾向於編年。他解釋職官、儀注之書何以入於史類的原因。這些，構成了他對史類之書的整體認識。人們可以不完全同意他的論點，但必須承認他認識問題的方法確有高屋建瓴之勢。

  二是他從史學發展趨勢出發，認為必須給「史評」一定的地位。他寫道：

  前世史部中有史鈔類而集部中有文史類，今世鈔節之學不行而論說者為多，故自文史類內摘出論史者為史評，附史部，而廢史鈔雲。[121]

  晁公武能夠根據史學發展趨勢而變通目錄書的分類，是很高明的。這段話很確切地表明，評論在宋代有了突出的發展。

  三是他在評論史家的思想和著作時，能夠深入地分析史家所處的環境和遭際，如對司馬遷、陳壽的評論，最能反映他的這種思想和方法。[122]他的分析或許難免有穿鑿之處，但他的方法是應當受到重視的。

  請記住𝓫𝓪𝓷𝔁𝓲𝓪𝓫𝓪.𝓬𝓸𝓶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高似孫的《史略》是一部目錄書，也是一部論史學之要略的書，有鮮明的史學之簡史的特色。同時，高似孫也有突出的史學批評意識。他自謂「各匯其書而品其指意」[123]，並在書中有所貫徹。《史略》卷四有「史評」一目，與史典、史表、史略、史鈔、史贊、史草、史例、史目等並列；但它只是因舊史之名而分別臚列，故「史評」之下僅著錄「王濤三國志序」和「徐爰三國志評」，足見其在史書分類上的思考遠不及晁公武。《史略》卷一有「諸儒史議」一目，列舉揚雄、班固以下20人對《史記》的評論，則是很典型地反映出高似孫對重要史書之批評史的重視。高似孫對唐人撰《隋書》及《五代史志》頗為推崇，他評價說：

  唐貞觀中，詔諸臣分修五代史。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事，起文帝，作三紀、五十列傳，唯十志未奏。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化（仁）、李延壽、令狐德棻共加裒綴，高宗時上之。志乃上包梁、陳、齊、周，參以隋事，析為三十篇，號《五代志》，與書合八十五篇。按《隋志》極有倫類，而本末兼明，准《晉志》可以無憾，遷、固以來，皆不及也。正以班、馬只尚虛言，多遺故實，所以三代紀綱，至「八書」、「十志」，幾於絕緒。《隋志》獨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淆亂未易貫穿之事，讀其書則瞭然如在目。良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顏、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學，故但修紀傳，而以十志專之志寧、淳風，顧不當哉！[124]

  這裡所論，除對《史記》八書、《漢書》十志有失公允外，對《隋書》的分工修撰與評價，是中肯的。尤其是他強調《隋志》包含五代、囊括南北，把「紛然淆亂未易貫穿之事」寫得清晰瞭然，於史學見解之中也透露了他的歷史見解，即南北本應貫穿為一體的思想。《史略》一書所包含的評論，有引自前人而交代了由來的，有作者自撰的，有借鑑前人之論稍作變通而未交代由來的[125]，故在史學批評之整體面貌上顯得遜色。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以「解題」名書，表明著意於批評。此書仿《郡齋讀書志》而作，故在形式、內容、評論方面，多受後者的影響。然其史部之書在分目上與後者頗有異同，凡16目，多於後者3目。在學術批評上，陳振孫往往提出獨到的見解。他在評論《史記》時發表了這樣的看法：

  竊嘗謂著書立言，述舊易，作古難。六藝之後，有四人焉：摭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憑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為《離騷》；及子長易編年而為紀傳，皆前未有其比，後可以為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126]

  這裡，講事實，講倫理，講文體之變，講史體之易，「前未有其比，後可以為法」，確是卓見。陳振孫論趙明誠《金石錄》一書時寫道：

  本朝諸家蓄古器物款式，其考訂詳洽，如劉原父、呂與叔、黃長睿多矣，大抵好附會古人名字，如「丁」字，即以為祖丁；「舉」字，即以為伍舉；「方鼎」，即以為子產；「仲吉匜」，即以為偪姞之類。邃古以來，人之生世夥矣，而僅見於簡冊者幾何？器物之用於人亦夥矣，而僅存於今世者幾何？乃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實焉，余嘗竊笑之，惟其附會之過，並與其詳洽者，皆不足取信矣。惟此書跋尾獨不然，好古之通人也。明誠，宰相挺之之子。其妻易安居士李氏為作後序，頗可觀。[127]

  這一段文字反映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歷史信息，即宋人多有「蓄古器物」的風氣，可見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同時，牽強附會之論亦頗流行，於是更可見《金石錄》的可貴。《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史部目錄類稱此書云：「其解題與晁氏相類。馬端臨作《經籍考》，以《讀書志》及此編為藍本，則其典核可知矣。」[128]這反映了《郡齋讀書志》和《直齋書錄解題》二書在後世的影響是很大的。

  兩宋時期，史學批評獲得多方面的成就，在理論和方法上都呈現出繁榮景象，在中國史學上占有重要位置。

  宋代是在魏晉南北朝史學多途發展和唐代史學出現許多新的轉折之後，在史學的各個方面都取得突出成就的時期。本章所論述的是其中比較重要的幾個方面，他如民族史、地方史、中外交通史撰述，學術史、佛教史撰述，野史、筆記以及歷史評論方面的撰述，也都有相當的成就。它們對元、明、清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