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葉適的「史法」之議和朱熹的讀史之論

  葉適論「史法」、朱熹論讀史，都包含了史學批評的思想和方法，且亦各有特色。

  葉適在他的讀書札記《習學記言序目》中，有許多關於「史法」的議論，並對《春秋》、《左傳》、《史記》以下，至兩《唐書》、《五代史》，均有所評論。葉適反覆論說，董狐書趙盾弒君事、齊太史書崔杼弒君事，是孔子作《春秋》前的「當時史法」，或稱「舊史法」，但孔子也有所發展。他認為：

  古者載事之史，皆名「春秋」；載事必有書法，有書法必有是非。以功罪為賞罰者，人主也；以善惡為是非者，史官也。二者未嘗不並行，其來久矣。史有書法而未至乎道，書法有是非而不盡乎義，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統紀，存舊章，錄世變也。[107]

  他根據這個認識，提出跟孟子不同的見解：「《春秋》者，實孔子之事，非天子之事也。」葉適的這個見解趨於平實，不像儒家後學或經學家們賦予《春秋》那麼崇高而沉重的神聖性。

  葉適「史法」論的另一個要點，是批評司馬遷著《史記》而破壞了「古之史法」，並殃及後代史家。通觀他對司馬遷的批評，大致有這樣幾個方面：第一，司馬遷述五帝、三代事「勇不自製」，「史法遂大變」。第二，司馬遷「不知古人之治，未嘗崇長不義之人」，故其記項羽「以畏異之意加嗟惜之辭，史法散矣」[108]。第三，司馬遷「述高祖神怪相術，太煩而妄，豈以起閭巷為天子必當有異耶」，這是「史筆之未精」；至《隋書》述楊堅「始生時『頭上角出，遍體鱗起』」，足見「史法之壞始於司馬遷，甚矣！」[109]第四，以往《詩》、《書》之作都有敘，為的是「系事紀變，明取去也」，至司馬遷著《史記》，「變古法，唯序己意」，而班固效之，「淺近復重」，「其後史官則又甚矣」，可見「非復古史法不可也」[110]。第五，「上世史因事以著其人」，而司馬遷「變史」，「各因其人以著其事」[111]。像這樣的批評，還可以列舉一些出來。

  葉適的「史法」論及其所展開的史學批評，可以說是是非得失兩存之。他論《春秋》存古之史法，大抵是對的。他批評司馬遷破壞古之史法，主張「非復古史法不可」，是不足取的。因限於篇幅，不一一剖析。但葉適指出史書述天子往往有異相實未可取，還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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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之，葉適的「史法」論，大致涉及史學的幾個主要問題。一是史家的史筆或曰書法；二是史書的內容之真偽；三是史書的體裁；四是史家褒貶的尺度；五是史家是否應有獨立的見解。這些，在結合史學批評方面，有的論述較多，有的論述較少；而對於批評本身，都是要做具體分析才能判定其價值的。但這並不影響葉適在史學批評之理論上的貢獻，即他對「史法」這個範疇的重視，並做了比較充分的闡述。在這個問題上，葉適是在劉知幾到章學誠之間架設了理論上的橋樑。

  朱熹論讀書，講到讀史時，提出了這樣一個見解：「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112]這話，反映出他的史學批評思想，可以作為史學批評的一條重要標準看待。

  什麼是歷史上的「大倫理」？朱熹論《春秋》說：「《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莊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他根據《春秋》隱公元年的書法及所記載的幾件事，認為孔子作《春秋》一開首便講到了君臣之事、夫婦之事、朋友之事、兄弟之事，把「人倫」都講到了。從《春秋》經文來看，這裡有的說法比較勉強，有的說法也還存在著爭議，姑且不去論它。這裡要說明的只是：所謂「大倫理」，當是指在君臣、夫婦、兄弟、朋友這幾層關係基礎上的大是大非。朱熹還說：「《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113]這或許就是他認為的「倫理」中之「大」者。他反對經學家把《春秋》「穿鑿得全無義理」的做法。王夫之也認為：「君臣、父子，人之大倫也。世衰道喪之日，有無君臣而猶有父子者，未有無父子得有君臣者也。」[114]這是歷史上自春秋至明清的「大倫理」。

  什麼是歷史上的「大機會」？朱熹沒有明說。他論讀史時還講過下面這段話，似可理解為「大機會」或與「大機會」有相近的含義：「人讀史書，節目處需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遺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皆用背得，方是。」[115]他又說：「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一段，鄧禹初見光武一段，武侯初見先主一段，將這數段語及王朴《平邊策》編為一卷。」[116]顯然，在朱熹看來，這幾件事情很重要，有的是歷史進程中的契機，帶有轉折性質的。朱熹論三國形勢，可以看作是「大機會」的一個比較詳細的註腳。他說：曹操認識到「據河北可以為取天下之資」，但卻被袁紹搶先了一步，以致「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獻帝來，為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著」。故曹操終究不失為能夠把握「大機會」的人物，「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自保耳」[117]。孫、劉雖不及曹操，但足以「自保」，以此一度成鼎足之勢，也還是可以稱得上能夠抓住「大機會」的政治家。

  朱熹說的「大治亂得失」，比較容易理解。他說：「且如讀《史記》，便見得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及至後來劉、項事，又知劉之所以得，項之所以失，不難判斷。只是《春秋》卻精細，也都不說破，教後人自將義理去折衷。」[118]《史記》揭示了秦漢之際的興亡得失，而《春秋》卻並不「說破」，是寓其義於史文之中。其實《春秋》文字過簡，於興亡得失之故實難昭示明白。朱熹有時也離開具體的史書而講他自己對於治亂盛衰的認識，如說：「物久自有弊壞。……秦漢而下，自是弊壞。得個光武起，整得略略地，後又不好了，又得唐太宗起來，整得略略地，後又不好了。」[119]這話，似更能說明他講的「大治亂得失」的含義。

  總之，可以這樣說：朱熹認為，《春秋》寫出了大倫理，《史記》寫出了大治亂得失，它和《後漢書》、《三國志》的許多篇章寫出了大機會。這是他對有關史書在這方面的成績的肯定，同時也是在史學批評方面提出了一條重要的標準。在北宋和南宋，跟這種認識相同或相近的人並不少見；因為朱熹有更豐富的史學批評思想，所以也就更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