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曾鞏和洪邁的史學批評

  曾鞏和洪邁都任過史職，於史學亦多有自己的思考和見解，顯示出在史學批評方面各自的特點。

  曾鞏撰有《戰國策目錄序》、《南齊書目錄序》、《梁書目錄序》、《陳書目錄序》等文，反映了他的歷史見解和史學思考。其中《南齊書目錄序》則集中地表現出了他在史學批評方面的一些原則性認識。他論作史的目的，認為：

  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跡，將暗而不章，郁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

  這一段是很重要的，認為客觀歷史中有價值的那些部分即「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欲使之成為後人「法戒」，並「能傳於久」，那就必須有一種載體即所謂「必得其所託」，這就是人們作史的目的。這實質上是講到了歷史的鑑戒作用是通過歷史撰述作為中介來實現，其中包含了把客觀歷史和歷史撰述區別開來的思想。至於說到「所託」當得其人，那是特別強調了史家的重要，所謂「意」、「實」、「析理」、「設辭」則包含了史家在歷史見識、歷史撰述上的要求。「意」與「實」，「析理」與「設辭」，是兩對相關的範疇，也可視為判斷史家的尺度。

  曾鞏還提出了與此相關聯的一個問題，即「良史」的標準，他認為：「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這是對史家提出了「明」、「道」、「智」、「文」四個方面的修養及其所應達到的標準即表現在「理」、「用」、「意」、「情」之上：前者是內涵，後者是實踐效果。曾鞏提出的這些概念，一是在理論上更加豐富了對史學的認識，二是在史學與社會的關係上更加強調「適天下之用」。這是曾鞏在史學批評上的貢獻。

  但是，曾鞏有一個突出的弱點即缺乏通變的意識，他看不到史學的發展，反而認為自兩漢以來的史學是在逐漸退步。他這樣寫道：

  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跡、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採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

  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95]

  儘管曾鞏也肯定司馬遷是「雋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但仍然認為他明、通、智、文四個方面並未達到「良史」的標準。其實，曾鞏所說的「聖賢之高致」的那種境界，在史學上是不曾有過的；他既然能夠提出這樣的思想，他就應當從「聖賢」的籠罩下走出來，做一個腳踏實地的史家。這是曾鞏的史學批評同史學實踐存在著不相協調的地方。至於他批評司馬遷「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採摭謬亂者」，只是重複了班彪、班固父子的一些說法和唐人蕭穎士等的陳說而已，多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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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邁的史學批評，見於《容齋隨筆》者，上自「三傳」，下至《資治通鑑》，均有論列，廣泛而零散，但其見解卻十分瞭然：一是指出前人所撰史書存在的疏誤；二是以比較的方法揭示前人所撰史書的各自特點或長短得失；三是對前人所撰史書在表述上的審美判斷。現依次略述如下。

  關於指出疏誤。洪邁根據《史記》的《殷本紀》與《周本紀》考察，認為在世次、年數上皆有不確處，他指出：

  《史記》所紀帝王世次，最為不可考信，且以稷、契論之，二人皆帝嚳子，同仕於唐、虞。契之後為商，自契至成湯凡十三世，歷五百餘年。稷之後為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歷千一百餘年。王季蓋與湯為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既已可疑。則周之先十五世，須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數，則其所享壽皆當過百年乃可。其為漫誕不稽，無足疑者。[96]

  洪邁經過推算而提出的問題，是有其合理性的，說明他讀史的細緻和講求「考信」。當然，司馬遷並不是沒有注意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同時推崇孔子的「疑則傳疑，蓋其慎也」[97]，但他「集世」記殷、周事，在年代上畢竟不可能做到比較準確。這是文獻不足的限制，固不可苛求司馬遷，而洪邁的批評也是可以理解的。與此相類似的是，洪邁也批評魏收《魏書》所記世系及史事上的訛謬，他根據魏收自序其家世寫道：漢初的魏無知為魏收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餘年。其妄如是，則述他人世系與夫事業，可知矣」[98]。據《北齊書·魏收傳》記，魏收撰成《魏書》後，一些門閥子弟譁然而攻之，多是有關世系及先人事功方面的糾葛；魏收也確曾奉詔進行修改。洪邁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同樣，洪邁還批評了《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譜牒，故多謬誤」。他舉沈氏為例，故上及於沈約。他經過詳考古有兩沈國的事實後寫道：

  沈約稱一時文宗，妄譜其上世名氏官爵，固可嗤誚，又不分別兩沈國。其金天氏之裔，沈、姒、蓐、黃之沈，封於汾川，晉滅之；春秋之沈，封於汝南，蔡滅之，顧合而為一，豈不讀《左氏》乎？歐陽公略不筆削，為可恨也。[99]

  沈約不知有兩沈國，因而述其先世而致誤，歐陽修據而不審其實，亦致誤。洪邁對此考察詳明，足見其功力之深。上面三例，都涉及世系問題，亦可見洪邁的治學興趣頗留意於譜牒領域。洪邁還批評王通、蘇轍對《史記》的批評不當。他引用王通《中說》所謂「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的話，繼而指出：「（王通）《元經》續《詩》、《書》，猶有存者，不知能出遷、固之右乎？」他又引用蘇轍所謂「太史公易編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傳，後世莫能易之，然其人淺近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故因遷之舊，別為古史」的話，繼而指出：「今其書固在，果能盡矯前人之失乎？指司馬子長為淺近不學，貶之已甚，後之學者不敢謂然。」洪邁由這兩個事例而發論，認為：「大儒立言著論，要當使後人無復擬議，乃為至當。」[100]當然，要完全做到「使後人無復擬議」是不可能的，但由此可見洪邁在史學批評上的嚴謹精神。

  關於比較得失。這是洪邁常用的史學批評方法。他就「秦穆公襲鄭，晉納邾捷菑，『三傳』所書略相似」，而分別列舉《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的有關史文，予以比較，最後評論說：「予謂秦之事，《穀梁》紆餘有味，邾之事，《左氏》語簡而切，欲為文記事者，當以是觀之。」[101]顯然，這是一種有意識的比較而做出的評論，可見洪邁的史學批評意識和史學批評方法都具有突出的自覺性。他還批評《新唐書·韓愈傳》載韓愈之文而改動《進學解》文字、《新唐書·吳元濟傳》載韓愈《平淮西碑》文亦有所改動，均不妥，「殊害理」。又以《新唐書·柳宗元傳》所載柳文與《資治通鑑》所載柳文相比，認為司馬光的「識見取捨，非宋景文可比」[102]。這裡所用的比較方法又有所不同，前者是以改動之文與原文相比，後者是以抉擇取捨相比，足見洪邁對比較方法在運用上的變化。

  關於審美判斷。洪邁論《史記》、《漢書》文字表述之美，寫道：「《史記》、《前漢》所書高祖諸將戰功，各為一體。」他舉出《周勃傳》、《夏侯嬰傳》、《灌嬰傳》、《傅寬傳》、《酈商傳》，指出：「五人之傳，書法不同如此，灌嬰事尤為復重，然讀了不覺細瑣，史筆超拔高古，范曄以下豈能窺其籬奧哉？」[103]洪邁的這一段文字也寫得很美，可謂審美判斷之佳作。他稱讚《史記》、《漢書》善於疊用同一字、詞，使所敘人物、史事有聲有色，深沉凝重。他寫道：

  太史公《陳涉世家》：「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又曰：「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疊用七「死」字，《漢書》因之。《漢·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堤，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堤，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堤，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堤，激使東北。百餘裡間，河再西三東。」凡五用「石堤」字，而不為冗復，非後人筆墨畦徑所能到也。[104]

  疊用字或用疊字是《史記》文字表述藝術的一個顯著特點，這對於反映特定的歷史環境、史事氛圍、人物性格等，有重要的作用和效果。《漢書》在這方面是趕不上《史記》的，洪邁此處所舉《漢書·溝洫志》一例，實為賈讓用字，同他舉出的《史記·陳涉世家》不是一回事。儘管如此，洪邁史學批評中鮮明的審美意識，突出地顯示了他的史學批評的特點之一。

  洪邁的史學批評，也存在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如他認為范曄的《後漢書》史論「了無可取」，甚至說「人苦不自知，可發千載一笑」[105]。他根據宋人筆記中所記三件史事不確，便斷言「野史不可信」[106]。這都過於武斷，但此類事例在《容齋隨筆》關於史學批評方面的只是少數，無礙於其積極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