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宋代史學批評的繁榮

  一、《冊府元龜·國史部》序和《新唐書糾謬》序的理論貢獻

  兩宋時期史學批評趨於繁榮，是這個時期史學深入發展的重要標誌之一。

  這個時期史學批評趨於繁榮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具有自覺的史學批評意識的史家越來越多；二是在史學批評的理論上有新的發展；三是史學批評展開的範圍更廣泛，討論更深入。這幾個方面的「合力」，造成了中國史學在多途發展之後又一個生動活潑的局面。

  這裡，首先說理論上的貢獻。《冊府元龜·國史部》序和《新唐書糾謬》序在這方面有突出的代表性。

  北宋官書《冊府元龜》的《國史部》在編纂思想上有很明確的批評意識，其公正、采撰、論議、記注、疏謬、不實、非才等門的序，以及國史部總序，在史學批評的理論上都提出了一些新問題。《論議》門序說：「至於考正先民之異同，論次一時之類例，斷以年紀，裁以體範，深述懲勸之本，極談書法之事，或列於封疏，或形於奏記。」這是對前人「論議」的問題做了歸納，也反映出作者在史學理論方面所做的思考。其以《公正》、《恩獎》等門稱讚史學上「執簡之餘芳，書法之遺懿者」與「鴻碩之志，良直之士」；而以《疏謬》、《不實》、《非才》諸門批評史家撰述上的種種弊端，在理論上是有價值的。

  國史部總序在評述自上古至五代的史官制度之沿革流變後，強調指出其所記內容的宗旨是揭示史官修史中的經驗教訓，因而直接關係到史學批評問題。總序最後是這樣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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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夫史氏之職，肇於上世，所以記人君之言動，載邦國之美惡，著為典式，垂之來裔，申褒貶之微旨，為懲勸之大法。故其司筆削之任，慎良直之選。歷代審官，莫斯為重。今之所紀者，凡推擇簡任之尤異，討論撰述之始末，家世職業之嗣掌，揚榷讎對之裁議，沖識方正以無忒，恩遇寵待而隆厚，咸用標次，以彰厥善。其有疏略差戾受嗤於作者，構虛失實有紊乎書法，乃至以鄙淺之識，貽叨據之誚，亦用參紀，申儆於後。其有注錄之部次，譜籍之名學，方志之辨析，世績之敷述，皆司籍之事，資博聞之益，咸用綴輯，以成倫要。[91]

  所謂「以彰厥善」種種和「申儆於後」種種，是為國史部撰述思想的核心，包含了豐富的史學批評內容，反映出對史家修史活動中之主體作用更全面、更深入的認識與分析，尤其是「疏略差戾」、「構虛失實」、「鄙淺之識」等，實有礙於史學的發展，應引起後世史家的警惕。從國史部總序的宗旨來看，我們可以認為：如果說劉知幾的《史通》對以往史學的總結和評論，在表述方法上是把他自己的認識同具體實例融為一體加以闡述的話；那麼《冊府元龜·國史部》的表述方法則是從宏觀上提出一種認識上的框架，對以往史學活動中反映出來的不同方面、不同問題做出區分與綜合，以類相從，臚列實例，以表明其對於史學的思想旨趣。簡言之，《史通》是一部以論說為主的史學批評著作，《冊府元龜·國史部》可視為一部以史實為主的史學批評著作，二者有相輔相成的作用。

  《冊府元龜·國史部》在撰述思想上繼承了劉知幾《史通》，是顯而易見的。其《選任》即近於後者的《史官建置》，其《公正》即近於後者的《直筆》，其《采撰》一目即直接沿用後者篇名而內容當類於後者《古今正史》，其《論議》則意近於後者之《鑑識》，其《自序》更是後者《自敘》的擴大和延伸，其《譜牒》、《地理》皆出於後者《雜述》，其《疏謬》、《不實》、《非才》當源於後者的《紕繆》、《曲筆》和《敘事》。《紕繆》篇已佚，無從做具體比較。《不實》門序稱：

  《傳》曰「書法不隱」，又曰「不刊之書」，蓋聖人垂世立法，懲惡勸善者也。若乃因嫌而沮善，瀆貨以隱惡，或畏威而曲加文飾，或徇時而蔑紀勛伐，恣筆端而溢美，擅胸臆以厚誣，宜當穢史之名，豈曰傳信之實。垂於後也，不其恧歟？[92]

  這些話，同《史通·曲筆》不僅思想上相通，而且在用語上也極相近。值得注意的是，從歷史撰述的過程來看，「曲筆」是現象，「不實」是本質；現象可能有多種多樣，而本質是不會改變的。再看《非才》門序所說：

  《冊府元龜·國史部》的編纂旨趣所表達出來的史學批評思想，其理論上的意義並不只限於「國史」方面而具有普遍的價值，是《史通》之後的重要著作。

  吳縝撰《新唐書糾謬》、《五代史纂誤》，都是專就一部史書的「謬」、「誤」進行評論。如《新唐書糾謬》按其所擿舉之謬誤，取其同類，加以整比，厘為20門，即以無為有，似實而虛，書事失實，自相違舛，年月時世差互，官爵姓名謬誤，世系鄉里無法，尊敬君親不嚴，紀志表傳不相符合，載述脫誤，事狀叢復，宜削而反存，當書而反闕，義例不明，先後失序，編次未當，與奪不常，事有可疑，字書非是。它能列舉出這麼多的批評項目來，雖然未必都很中肯，但人們還是可以從中得到不少啟發的。作者指出《新唐書》致誤的8條原因，也具有這樣的性質。在史學批評理論方面，吳縝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什麼是「信史」？他給「信史」做了這樣的理論概括：「必也編次、事實、詳略、取捨、褒貶、文采，莫不適當，稽諸前人而不謬，傳之後世而無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節之合，使後學觀之而莫敢輕議，然後可以號信史。反是，則篇帙愈多，而譏譙愈眾，奈天下後世何！」給「信史」做這樣的規範、下這樣的定義，在史學上以前還沒有過。第二，史學批評的標準是什麼？他認為：

  夫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矣，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為史之意。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採為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又失為史之意矣。[94]

  這一段話，闡述了「事實」、「褒貶」、「文采」這三個方面之於史書的相互關係，而尤其強調了事實的重要。

  首先，吳縝給「事實」做出了明確的定義：「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意思是說，客觀發生的事情，被人們「如是」地即按其本身的面貌記載下來，這就是「事實」，或者說這就是歷史事實。他說的事實或歷史事實，不是單指客觀發生的事情，也不是單指人們主觀的記載，而是指的客觀過程和主觀記載的統一。這是很有特色的見解。

  其次，吳縝認為，事實、褒貶、文采這三個方面對於史家撰寫史書來說，不僅有邏輯上的聯繫，而且也有主次的順序。這就是：「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有了事實和褒貶，即有了事實和史家對於事實的評價，「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吳縝說的事實、褒貶、文采，可能得益於劉知幾說的史學、史識、史才的啟示。它們的區別是：在理論範疇上，後者要比前者內涵豐富和恢廓；在概念的界定上，前者要比後者來得明確。

  最後，吳縝認為，「為史之意」的根本在於「事得其實」，褒貶和文采都必須以此為基礎。反之，如「事實未明」，則「失為史之意」，褒貶、文采也就毫無意義了。他認為《新唐書》的弊病正在於此。

  吳縝對《新唐書》的「糾謬」究竟如何，另當別論，而他關於事實、褒貶、文采之對於史書關係的認識，並以此作為史學批評的標準，乃是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上的新發展。這個認識，極其明確地把史學批評的理論建立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是格外值得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