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金石學的創立

  金石學的創立，開闊了人們對於歷史文獻認識、研究的視野，豐富了歷史文獻學的內容，在史書撰述和史事考訂上都有重要的意義。中國古代史家之留意於金石銘文者甚早，而對其做比較系統的搜集、整理、研究而用於證史、考史，則創立於宋代。司馬光撰《資治通鑑考異》，已採用碑文對所疑史事進行考辨。鄭樵《通志》中的《二十略》有《金石略》專篇，強調「唯有金石所以垂不朽」而在文獻上具有特殊價值，認為：「三代而上，唯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詳其文而用豐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散佚無紀，可為太息，故作《金石略》。」[87]其所著錄，則為上古文字、錢譜、三代款識、秦至唐歷代刻石。這對於金石學的創立在理論、分類和著錄幾個方面，都是有開創性價值的。

  宋代創立金石學的標誌，還有歐陽修的《集古錄》和趙明誠的《金石錄》這兩部專書。

  《集古錄》10卷，是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最早的金石學專書。歐陽修自序說，他對於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以及漢魏以來桓碑、彝器銘、詩序記等皆視為「至寶」、「可喜」之物，「故上自周穆王已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他的收藏廣而且多，以拓本「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又考慮到「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並載夫可與史傳正其謬闕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這是他撰《集古錄》的由來和目的。

  所謂「撮其大要，別為錄目」，記其可以訂補史傳之謬闕者，是他對收藏中最重要的部分所做的編次和跋尾。全書10卷中，卷一為周、秦、前漢、後漢，卷二、卷三後漢，卷四魏晉南北朝，卷五隋、唐，卷六至卷九唐，卷十唐、五代。其中唐最多，東漢次之，周與五代最少。全書共有跋尾400餘首，每首之末皆註明撰寫時的年月日，多撰於嘉祐至熙寧年間。卷三《後漢太尉陳球碑》跋尾記：「予所集錄古文，與史傳多異，唯此碑所載與列傳同也。」由此可以看到此書在正謬補闕上的價值。如卷四《魏賈逵碑》跋尾指出《三國志·魏書·賈逵傳》所記賈逵為郭援所殺事，與碑碣稱述不合，故「頗疑陳壽作傳好奇而所得非實也」，同時指出裴注言賈逵享年亦與碑文相異。跋尾之文不獨指出有史傳所記的謬闕，有時也反映出作者的歷史見解。卷二《後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跋尾指出：「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托，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競競唯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這一見解同鄭樵《通志·氏族略》序相同，對於說明唐代社會的門閥性質是很重要的，而歐陽修之說更早於鄭樵之說。

  歐陽修自謂「性顓而嗜古」，但他在金石學思想上卻顯示出樸素的辯證見解，這是難能可貴的。《集古錄》卷九《唐人書楊公史傳記》跋尾全文如下：「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為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乃唐人所書爾。今才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托於物，固能無窮也。乃知為善之堅，堅於金石也。」這是嘉祐八年（1063）十一月二十日所書。他嘲笑了一種想托於金石而傳諸不朽的做法，認為古之聖賢所以能傳不朽並非只是托於金石之物，他們的高尚精神是「堅於金石」的。這不僅反映了他對金石銘文之作為歷史文獻的辯證認識，也反映了他對歷史上傑出人物的評價原則，以及他們之所以受到後人追念的原因。《集古錄》在金石學理論和歷史理論方面，是包含著一些值得重視的見解的。

  《金石錄》的作者趙明誠（1081—1129），字德父，北宋密州諸城（今屬山東）人。就卒年來說，他晚於歐陽修43年，而早於鄭樵47年。由此，也可看出宋代金石學的發展情況和繼承關係。趙明誠歷任知萊州、淄州、建康、湖州，卒於病，年僅48歲。所著《金石錄》30卷，前10卷為其搜求所藏2000件金石銘刻的目錄；後20卷為其所撰部分金石銘刻跋尾，凡502首，僅占全部收藏的四分之一。

  趙明誠在《金石錄》序中說：「余自少小喜從當世學士大夫訪問前代金石刻詞，以廣異聞。後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讀而賢之，以為是正訛謬，有功於後學甚大。惜其尚有漏落，又無歲月先後之次，思欲廣而成書，以傳學者。」這說明了他對金石刻詞的興趣，也說明了《金石錄》和《集古錄》在學術上的淵源。他用了20年的工夫「訪求藏蓄」，做了撰述上的準備。其序又說：「余之致力於斯可謂勤且久矣，非特區區為玩好之具而已也。蓋竊嘗以謂《詩》、《書》以後，君臣行事之跡悉載於史，雖是非褒貶出於秉筆者私意，或失其實。然至於善惡大節，有不可誣而又傳諸既久，理當依據。若夫歲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牴牾十常三四。蓋史牒出於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可信不疑：則又考其異同，參以他書，為《金石錄》三十卷。」[88]這一段話，是從理論上闡述了金石刻詞在歷史文獻上的價值及其在考史中的作用。以其跟歐陽修《集古錄》序文比較，則前者具有更加明確的史學理論的性質。這是宋代金石學向前發展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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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石錄》的內容，上起夏商周，下至五代。書後有趙明誠夫人李清照於紹興二年（1132）所撰寫的跋文，文辭婉轉，寓意深沉，對讀者了解此書及其作者，大有裨益。其所撰跋尾之文，體例多仿《集古錄》而作，文中亦頗多引用其論斷，而又往往提出與之不同的見解，或對前說予以補充。卷二十三《唐溫彥博辭》跋尾引《集古錄》跋《顏勤禮碑》後云：「按《唐書》：溫大雅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趙明誠乃引《顏氏家訓》說，江南諱名不諱字，而河北士人「名亦呼為字」，「當時風俗相尚如此」[89]。卷二十八《唐杜濟墓誌》跋尾說：「但云顏真卿撰而不雲書」，歐陽修信其撰而於書者存疑，「余觀此志字劃奇偉，決非他人可到。歐陽公信小字《麻姑仙壇記》以為真跡，而尚疑此志，何哉？」[90]凡此，都可以說明《集古錄》對《金石錄》的影響，也可以說明《金石錄》對《集古錄》的發展。至於《金石錄》之訂正、補充史傳之謬闕者，也超過了《集古錄》，難以一一臚列。

  從《集古錄》、《金石錄》到鄭樵《通志·金石略》，金石刻詞之學已成為歷史文獻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古代金石學的創立已初具規模。它在理論上提出的問題，已不限於是正訛謬的考史、補史的方面，還涉及歷史撰述中的采撰方面，這是對劉知幾采撰思想的一個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