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資治通鑑》——編年體通史巨著

  一、司馬光主修《資治通鑑》

  唐代史家在通史撰述方面做了許多努力，也寫出了一些運用各種體裁表述的通史著作，除典制體通史《通典》外，其餘大多散佚。唐代史家的這種努力和成果，推動了兩宋時期通史撰述的發展。

  《資治通鑑》是司馬光主持下，劉恕、范祖禹、劉攽分撰，最後由司馬光總纂刪定的通史巨著，它代表著北宋史學的最高成就。

  司馬光（1019—1086），字君實，北宋陝州夏縣（今屬山西）涑水人，世稱涑水先生。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晚年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宰相），為廢除熙、豐新法的主要政治人物。司馬光開局修史，始於英宗治平三年（1066）「奉敕編集歷代君臣事跡」。次年，英宗死，神宗即位，提前為其書作序，並賜書名曰「資治通鑑」。熙寧三年（1070），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堅辭朝官而出知永興軍（治今陝西西安），次年至洛陽，乞就冗官，獲准「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24]。至元豐七年（1084），書成進上，首尾凡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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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治通鑑》是一部編年體通史，共294卷，上起戰國時期韓、趙、魏三家分晉（公元前403），以示「周雖未滅，王制盡矣」，下迄五代周世宗顯德六年（959），以銜本朝國史，記述了其間1362年的史事。另有《目錄》30卷，「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考異》30卷，「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途」。《目錄》相當於大事編年，《考異》是說明文獻取捨之故，與本書相輔而行。編年體史書，發端於先秦時期的《春秋》、《左傳》，漢以後以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最為知名，是編年體皇朝史的佳作。《新唐書·藝文志》著錄「編年類」史書，凡41家、48部、947卷。實際數字，當不止於此。唐人作編年體通史的，主要有蕭穎士、馬總、姚康3人。姚書稱為《統史》，「上自開闢，下迄隋朝」，是一部300卷的巨製。後蕭、姚之書散佚，只有馬總的《通曆》尚存殘卷。《資治通鑑》的產生，是中國編年體史書長期發展的結果，清人章學誠說：「合紀傳之互文，而編次總括乎荀、袁，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焉。」[25]他是在講到「史部之通」的「極盛」狀況時這樣說的。從章學誠的論點來看，《資治通鑑》在體裁上有三個特點：第一，它把兩漢以來歷代紀傳體史書的內容綜合起來，並使分散於紀、傳之中的同一史事得以集中地反映出來。第二，它總括了《漢紀》、《後漢紀》等編年體皇朝史的成果。第三，它同紀傳、典制、文征等幾種體裁的通史代表作一道，把史學上的通史撰述推進到新的階段。從這些方面來看，《資治通鑑》無愧是中國史學上編年體史書的總結性成果。

  《資治通鑑》擴大了編年體史書的容量，它所記千餘年史事，連貫而豐富。《資治通鑑》的內容，以政治、軍事、民族關係等為主，兼及社會經濟、文化和各方面的代表性歷史人物。全書以歷代統治的盛衰得失為敘述中心。司馬光自述本書的內容及主旨是：「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從而達到「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26]的目的。可見，司馬光是把國家的盛衰、政治的得失、統治人物的政策和行為的善惡、生民的休戚等政治大事，作為《資治通鑑》的主要內容。兵力的強弱、用兵的韜略、戰事的勝敗，都與國家的盛衰相關，這也是《資治通鑑》著力記載的。對各個時期錯綜複雜的民族關係，它也有豐富的記述。《資治通鑑》對歷代典章制度、學術文化和各階層眾多的歷史人物等，都沒有作為重點來記述。這固然是本書作者的旨趣所決定的，同時也是本書的體裁所決定的。元初史家馬端臨指出：「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治）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27]他說的「詳於理亂興衰」，是中肯地指出了《資治通鑑》在內容上的特色；他說的「著述自有體要」，是強調了不同的史書體裁自有其不同的主要任務。朱熹認為，「溫公之言如桑麻谷粟」[28]，也是說明《資治通鑑》在內容上的重要。後人曾批評《資治通鑑》「不載文人」，顧炎武不贊成這種批評，認為「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29]。王夫之在闡釋「資」、「治」、「通」、「鑒」的含義時，雖然還是強調《資治通鑑》重在講「資治」，但他對「治之所資」或「為治之資」的認識是十分廣泛的了，其中不乏辯證認識的因素。同時他還認為，《資治通鑑》包含著「君道」、「臣誼」、「國是」、「民情」、為官之本、治學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內容。[30]這些認識，反映了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人們對《資治通鑑》內容、價值在理解上的變化和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