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關於史家之憂的思考

  宋代史家還從一般的意義上對史家之憂做進一步思考，從而拓展了關於這個問題的理論空間。

  蘇轍曾說：「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14]蘇洵、蘇軾、蘇轍號稱「三蘇」，以文學名於世，但他們確與史學有密切關係。蘇洵撰有《史論》三篇，他在上篇中寫道：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15]

  通觀全篇，蘇洵主要是闡述他對經與史的關係的見解，但他起首便講到了史家之憂及憂之所在的問題。蘇洵認為，史家之憂是「憂小人」，因為只有「小人」才需要懲勸，而君子則無須褒貶便能自覺懂得懲勸的。他還以「檮杌」是四凶之一及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為根據，來證明他的這個見解。

  蘇洵把史家作史的原因歸結為「其有憂」、把憂之所在歸結為「憂小人」的見解，顯然是過於狹隘了。他以楚國國史《檮杌》之名為證，亦甚牽強，一則與晉之《乘》、魯之《春秋》不相符合，二則「檮杌」也是古代傳說中的神名之一。[16]孟子說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17]的話，但這並不意味著史書只是用來懲勸「小人」而與「君子」無關。晉國的韓宣子曾到魯國「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18]。孔子本人也讀史書，所以他說「吾猶及史之闕文也」[19]。至於《春秋》，絕不只是給「亂臣賊子」讀的，正如司馬遷所說，「為人君父」、「為人臣子」者，都「不可以不知《春秋》」、不可以「不通於《春秋》之義」[20]。從司馬遷父子作史的旨趣來看，他們的境界之高、視野之廣，與蘇洵所論確有天壤之別。儘管如此，蘇洵提出了史家之憂的問題還是有意義的；倘若考慮到他所處的時代及其所關注的時勢，對他的上述見解或許就不會過於苛責了。蘇洵在《遠慮》一文中論君臣關係和「社稷之憂」，從另一個方面透露出了他的憂患之心。他寫道：

  近世之君抗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舍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煢煢於上。一旦有猝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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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然，這種君臣關係和用人原則，令人堪憂，而且的確是屬於「社稷之憂」的範圍。蘇洵還強調指出，從歷史上看，君主只有任用「腹心之臣」，才可應天下「不測之變」。可見蘇洵所關注的「社稷之憂」已突破了他所尊崇的史家之憂了。

  值得注意的是，蘇洵關於君臣關係之憂等，是有與之共鳴的人的。曾鞏與宋代史學關係十分密切，並擔任過史館修撰之職。曾鞏之憂當是史家之憂的一種反映，而他的一些見解恰與蘇洵有相同之處。曾鞏在《說遇下》一文中寫道：

  近世自王公大臣之進見，皆俯首側身，屏息以聽儀相者疾呼姓名敕進，使拜舞已，則立而侍。設有宴享，則郎中以降皆坐於廡下，與工祝為等仵，王者遇之，體貌顏色未嘗為之變也，而曾起且下，又不名乎。其於進退疾病死喪，本嘗皆備其禮也。自公卿莫能得其從容，而況於疏遠之臣庶乎？上下之情間然可知矣。至有罪故，則又困辱而刑之。此所以使偷安幸進之利深，無節自薄之俗勝，百官之於上，苟若而已，能無因敗而利之者邪？國家之治最甚已，可無變歟？[22]

  如果蘇洵所披露的君臣關係的淡漠還比較含蓄的話，那麼曾鞏所描述的這種關係就十分形象、具體了。可以想見，這種關係籠罩下的政治絕不會是強有力的政治，因此其應付各種事變的能力和效率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曾鞏的這些見解，確乎是「社稷之憂」，反映了他深刻的憂患意識。宋朝積貧積弱局面的形成，同最高統治集團的思想狀態、運轉機制有極大的關係。這一點，是應當重新做出估量的。曾鞏在關於用人問題上，也同蘇洵有類似的見解。他在《治之難》一文中指出：「治世非無小人也，其信正人也，固其相參非庸者也，雖有，正人弗病也。」反之，情況就不一樣了，「可得天下國家之安乎？」他根據漢代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認為：「嗚呼！治之難也。以此視天下者，不觀小人、正人、貴賤、升黜，觀其用否如何耳，則治亂審矣。」從這些話來看，曾鞏所論與蘇洵也有不同之處，蘇洵是「憂小人」，曾鞏認為「小人」、「正人」總是會有的，而所當憂的是「用否如何」，這就比較切合實際了。

  誠然，同曾鞏比較起來，歐陽修的憂患意識也是史家之憂的突出反映。歐陽修曾撰《原弊》一文，指出：

  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為眾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節，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

  昔者「常有餘」、今者「常不足」的差別，是不同的政策所造成的；而造成「今」與「昔」政策上變化的具體根源又在於「眾弊」的存在。「何為眾弊？有誘民之弊，有兼併之弊，有力役之弊。」但是，弊端還不止於此。歐陽修進一步指出：

  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邪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併商賈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斂之無名，其弊不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為眾弊以耗之。……天下幾何其不乏也！[23]

  眾弊叢生，天下匱乏，這不能不說是十分嚴重的「社稷之憂」、「天下之憂」。歐陽修還進而分析了「不量民力以為節」關鍵是「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不量天力之所任」即「不知水旱之謂也」。他在本文末了寫道：「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采於有司也。」這反映了史家之憂的積極意向。

  綜上，可以做以下兩點概括：第一，史家之憂，充分說明史家都是關注現實社會的前途命運的；第二，史家之憂，說到底是以社會之憂為憂，以天下之憂為憂。中國史學的這一特點，在兩宋時期甚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