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兩宋史家的憂患意識與歷史撰述

  兩宋史家的憂患意識，既有史家憂患意識傳統的影響，又有時代情勢的激發，因而顯得十分突出。

  北宋立國，積貧積弱，士大夫階層的憂患意識顯得格外凝重。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寫出了這種憂患意識的深沉境界，他寫道：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7]

  這種「進亦憂，退亦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意識與境界，在當時和後世都有很大的影響，《岳陽樓記》因此而成為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安石是繼范仲淹之後的又一位改革家，他在推行變法之前的一份《上皇帝萬言書》中，分析了當時種種社會矛盾，披露了他的重重憂慮。《萬言書》提出的社會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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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史家的憂患意識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生成和發展的。同政治家比較起來，史學家的憂患意識具有更加突出的歷史感，司馬光《歷年圖序》深刻地反映了這種歷史感，他寫道：

  臣光拜手稽首曰：臣聞《商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後。」《周書》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商。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祗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商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祗厥德，乃早墜厥命。」蓋言治亂之道，古今一貫，歷年之期，惟德是視而已。臣性愚學淺，不足以知國家之大體，然竊以簡策所載前世之跡占之，輒敢冒死妄陳一二。……

  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亂；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惡，故世有興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國家者，雖變化萬端，不外是矣。三王之前，見於《詩》、《書》、《春秋》，愚臣不敢復言。今采戰國以來，至周之顯德，凡小大之國所以治亂興衰之跡，舉其大要，集以為圖。每年為一行，六十行為一重，五重為一卷；其天下離析之時，則置一國之年於上，而以朱書諸國之君及其元年繫於其下；從而數諸國之年，則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離為五卷，命曰《歷年圖》，敢再拜稽首，上陳於黼扆之前；庶幾觀聽不勞而聞見甚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知自古以來，治世至寡，亂世至多，得之甚難，失之甚易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周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今人有十金之產者，猶知愛之；況為天下富庶治安之主，以承祖宗光大完美之業，嗚呼，可不戒哉！可不慎哉！[9]

  這是司馬光在撰寫《資治通鑑》之前所撰寫的一段文字，從中可以看出，史學家同政治家對世事的憂患是相通的。司馬光同王安石政見不合，而在憂患意識方面，卻並無二致。宋神宗一方面任用王安石變法，另一方面又慨然為司馬光所主編的史書作序，並賜名為《資治通鑑》，正可表明其間的相通之處。

  北宋史家憂患意識的深沉歷史感，同樣也包含著強烈的時代感。史學家范祖禹是司馬光撰《資治通鑑》的助手之一，著有《唐鑒》一書。他在此書序文中講到唐代歷史的經驗教訓和他撰寫此書的目的時指出：

  昔隋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眾，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亂，以寬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萬物，此其所由興也。其子孫忘前人之勤勞，天厭於上，人離於下，宇內圯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顯不可掩。然則今所宜監（鑒），莫近於唐。[10]

  他認為唐皇朝的興廢治亂之跡，對於北宋皇朝來說，是最切近的事情，所以提出「今所宜監，莫近於唐」的認識。這跟上述吳兢認識歷史的方法有相似之處。范祖禹又略述北宋開國後百餘年的歷史，並不無深意地說：「夫唐事已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則今當何監，不在唐乎！今當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監於唐，取法於祖宗，則永世保民之道也。」[11]其憂患意識正寓於其深意之中。

  南宋時期，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勢驟變而激發了史學家的憂患意識，他們受著「傷時感事，忠憤所激」的政治、文化氛圍的影響，矢志著書，以存信史，以寄憂思，以警後人。史學家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980卷（今存520卷），徐夢莘撰《三朝北盟會編》250卷，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系年要錄》200卷，都是屬於兩宋之際的本朝史或「當代史」，都是「憂世」、「泣血」之作。史載李心傳曾向宋理宗諫言，分析政治與天災的關係，指出：

  陛下願治，七年於此，災祥饑饉，史不絕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齎居送，略無罷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茲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卻絕，則包苴行矣；鯁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讒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致旱。願亟降罪己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群臣之中有獻聚斂剽竊之論以求進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則旱雖烈，猶可弭也。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為策矣。[12]

  李心傳曾先後兩次因言而罷官，聯繫上述引文，可以想見其為人。唯其如此，「有史才，通故實」的李心傳，在他的歷史著作中自然蘊含著深刻的憂患意識。

  這個時期的另一位史學家袁樞，把編年體的《資治通鑑》創造性地改撰成紀事本末體的《通鑑紀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愛君憂國之心，憤世疾邪之志」。故當時的詩人楊萬里說：「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嘆且泣也！」[13]反映出史書所能產生的社會影響，也折射出史學家憂患意識的感染力。

  如果說歷史運動是兩宋史家歷史撰述的客觀動因的話，那麼，史家的憂患意識可以看作是兩宋史家歷史撰述的主觀動因；當然，史家的主觀動因，歸根結底，還是受到時代的激勵和歷史傳統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