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兩宋史家的憂患意識

  一、史家的憂患意識傳統

  

  中國古代史家，歷來有一種憂患意識。這種意識，主要表現為對於朝代、國家的興亡盛衰的關注，以及對於社會治亂、人民生活的關注。這是同史學的本質與功能密切相關的。這是因為，史學家對於歷史的認識，往往是和對於現實的認識聯繫起來的，故而從史學家對於歷史和現實的認識來看，常常反映出他們對於社會的前途、命運的憂患意識，這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他們決心致力於歷史撰述的一個思想基礎。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1]這就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時的一種憂患意識。司馬遷父子撰述《史記》的最初動機，是出於對史職的忠誠和執著。這就是司馬談對司馬遷說的一番話：「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2]司馬談之所懼，是「廢天下之史文」的問題；然而，當司馬遷進入到具體的撰述之中的時候，他的思想已不只是集中在「史文」問題上了，他對漢武帝統治下的社會前途表現出深深的憂慮。讀《史記·平準書》可以看到在司馬遷的史筆之下，極盛時期的漢武帝統治面臨著許多新的問題，顯示出作者的憂患意識是多麼的深沉。司馬遷當然有秉承父親的遺志，著重寫出漢興以來「明主賢君」的抱負，可是當他考察了漢武帝統治時期的社會歷史時，他就不能只是讚揚和稱頌了，他的嚴肅的史學家的批判之筆也不能不時時觸到漢武帝本人。這同巴爾扎克所寫的《人間喜劇》有一定的相似之處：「當他讓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貴族男女行動的時候，恰恰是這個時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諷刺空前辛辣。」[3]我們讀《史記·封禪書》，就會感到司馬遷的嘲笑和諷刺是何等的尖刻與辛辣。這種嘲笑和諷刺正是對於「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4]的時尚之深深憂慮的集中反映。

  司馬遷處在西漢由鼎盛開始走向衰落的時期，他的深邃的歷史眼光使他看到了這一變化，故而發出了「物盛而衰，固其變也」的感嘆。唐代史家吳兢也有大致相仿的經歷。吳兢生活在唐代武則天至唐玄宗時期，他目睹了唐代盛世即「開元盛世」，同時也敏感地覺察到唐玄宗開元後期滋生起來的政治上的頹勢。於是，他寫出了著名的《貞觀政要》一書。吳兢從玄宗時大臣源乾曜、張嘉貞任相職時「慮四維之不張，每克己勵精，緬懷故實，未嘗有乏」的做法中得到啟發，認為唐太宗時期的「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所以決心寫一本反映唐太宗貞觀年間政治統治面貌的專書。吳兢認為，此書「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其義在於「懲勸」。吳兢對於此書在政治上的作用有充分的信心。他說：「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豈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5]可見，史學家吳兢是很「現實」的：與其侈談堯、舜、文（王）、武（王），不如就從學習本朝「貞觀之治」做起。他這種現實的態度，既是對唐太宗時「政化」的仰慕，又是出於對唐玄宗開元後期李林甫、楊國忠輩當政的憂慮。此書以《君道》開篇，以《慎終》結束，也反映出這位被當時人譽為董狐式的史學家的憂患意識。他在《上〈貞觀政要〉表》中，把這種憂患意識表述得更加明顯了，他說：「望紆天鑒，擇善而行，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伏願行之而有恆，思之而不倦，則貞觀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貞觀政要》這部書在晚唐以後的歷代政治生活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唐宣宗是晚唐時期一位尚有作為的皇帝，史家對他有較好的評論。史載，唐宣宗曾經「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6]。遼、金、元三朝統治者，都曾把《貞觀政要》譯成本民族文字，認真披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