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經邦致用的史學思想的成熟

  經邦、致用，是杜佑史學思想的核心。同以前的歷史著作比起來，《通典》具有更明確的經世致用的目的。杜佑在《通典》自序中首先落筆說：「佑少嘗讀書，而性且蒙固，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像他這樣由史家本人明確地表示，把歷史撰述同「將施有政」直接結合起來的，在以往的史家中同樣是不曾有過的。從唐代史家對史學之社會功用的認識來說，這可以看作是對劉知幾的「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的史學思想在歷史撰述實踐上的發展。

  杜佑的經邦、致用的史學思想有三個鮮明的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具有勇敢的批判精神。他在《獻〈通典〉表》中寫道：

  夫《孝經》、《尚書》、《毛詩》、《周易》、《三傳》，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倫五教之宏綱，如日月之下臨，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終古攸遵。然多記言，罕存法制，愚管窺測，莫達高深，輒肆荒虛，誠為億度。每念懵學，莫探政經，略觀歷代眾賢著論，多陳紊失之弊，或闕匡拯之方。[76]

  

  在這裡，杜佑以婉轉的口氣指出儒家經典中有許多空泛的言論而「罕存法制」；同時，又直接批評「歷代眾賢」，說他們大多局限於指陳「紊失之弊」，很少有「匡拯之方」。從他的這種批判精神中，更可以看清楚他為什麼「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了。

  第二個特點，是重實際，講功效，把對歷史的認識轉化為現實的實踐。杜佑撰《通典》是著眼於現實而關注於「理道」。他主張「理道不錄空言」，必然認真探討「禮法刑政」，進而研究「政理」的具體措施。貞元十九年（803），杜佑入朝為相的第一件事，就是輯錄《通典》要點，另成《理道要訣》33篇，編為10卷，上奏德宗，重申「詳古今之要，酌時宜可行」之旨。[77]《理道要訣》是《通典》的簡本，從前者的書名可以看出《通典》的主旨實在於「理道」的「要訣」，在於歷史認識之轉化為現實的實踐。為《通典》作序的李翰自謂「頗詳旨趣」，他在序中強調指出：「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群迷歟！以為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始終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為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這一段話，把《通典》意在「經邦」、「致用」的主旨闡述得十分透闢。「師古」的目的不是復古，而是「隨時」；「隨時」是為了「立事」，以達到「經邦」的最高目標。這就是《通典》「將施有政」的「致用」之旨。李翰認為，這是那些刻意於「文章之事，記問之學」的一般著作無法比擬的。

  第三個特點，是把握了社會的癥結、反映了時代的要求。杜佑「經邦」、「致用」史學思想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時代潮流的反映。杜佑青年時代經歷的「安史之亂」所造成的唐皇朝政治力量的削弱和財政收入的困難，極深刻地影響著他的思想、學風和撰述旨趣。這在《通典》中有突出的反映。他在講到「歷代盛衰戶口」時列舉了一些統計數字，以襯托「盛衰」之變：天寶十四載（755），「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管口總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此國家之極盛也」。杜佑在注文中補充說：「自天寶十四年至乾元三年（即755—760——引者），損戶總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課戶損二百三十九萬一千九百九，課戶損三百五十九萬六百七十五；損口總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不課口損三千七十一萬三百一，課口損五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戶至大曆中（即杜佑撰寫《通典》之初——引者），唯有百三十萬戶。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諸道按比戶口，約都得土戶百八十餘萬，客戶百三十餘萬。」[78]杜佑列舉這些數字，是以事實說明「安史之亂」後唐皇朝面臨的財政危機。建中初年，杜佑上《省官議》，內中寫道：「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為憂。今黎苗青，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才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分之二，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79]他在文中還批駁了一些阻礙「省官」的言論，這些都表明，「安史之亂」前後社會的變化，是杜佑經世致用史學思想的社會根源。他的許多見解，既是政治家對歷史的卓識，也是史學家對現實的洞察。

  中唐時期，國勢衰弱，社會動盪，這種客觀情勢把一批有識之士推到了歷史潮流的前頭。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理財家、思想家、文學家和詩人，如陸贄、李吉甫、裴度、郭子儀、李晟、李愬、劉晏、楊炎、韓愈、柳宗元、劉禹錫、杜甫、白居易等，都是杜佑的同時代人。他們的言論、行事、著作和作品，大多反映了時代的特點和要求，在思想上有相通之處。史稱：劉晏理財「富其國而不勞於民」[80]。陸贄「以天下事為己任」，而其「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81]，對當時和後世都有很大影響。柳宗元、劉禹錫是王叔文改革的參加者，他們的政論、史論貫串著「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82]。韓愈主持修撰的《順宗實錄》，揭露了德宗朝時期的一些政治腐敗現象。白居易則明確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83]的主張。後人稱讚李吉甫行事「皆切時政之本務」，其著作「悉經世之學」[84]。杜佑無愧於他的這些同時代的優秀人物，是站在歷史潮流前頭思考問題的傑出的政治家和史學家。他的「以富國安人之術為己任」的政治胸襟和《通典》的經世致用思想，證明他是這個歷史潮流中的先驅之一。故「其書大傳於時」，「大為士君子所稱」[85]，絕非偶然。

  杜佑「將施有政」的撰述宗旨，《通典》「經邦」、「致用」的社會目的，充分證明：中國史學之具有自覺的和明確的經世致用意識，當自杜佑始，當以《通典》為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