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於社會結構認識的新發展

  在《通典》一書中，杜佑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是他對社會結構的新認識。在這方面，他超過了以前的史家，是當時人們對社會歷史認識所能達到的高峰。杜佑的這個認識，集中反映在他寫的《通典》自序中：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敵焉。是以食貨為之首，選舉次之，職官又次之，禮又次之，樂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或覽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

  在「刑又次之」之下，杜佑自注說「大刑用甲兵」，表明了「兵」與「刑」的關係。[74]杜佑的這篇序文，用大筆清晰地勾畫出了當時封建社會的經濟、政治結構和與之相適應的思想觀念以及它們的相互關係。他認為，「理道」的邏輯思路和實施的具體步驟是：從重視「教化」出發而達到「致治」的目的，應首先以「食貨」為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制定出選舉制度、職官制度、禮樂制度、兵刑措施。禮、樂、兵、刑是職官的幾個重要職能，州郡、邊防是這些職能在地域上的具體實施。根據這個認識，杜佑把作為「將施有政」的《通典》，從內容編次上規定了其邏輯體系，即首先論述經濟制度，然後依次論述選舉、職官、禮、樂制度，以及用兵之道和刑罰設施，最後論述地方政權的建置和邊防的重要。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食貨是經濟基礎；選舉、職官、禮、樂、兵、刑是講上層建築。其中禮、樂的核心是闡述社會的等級秩序和等級觀念，既是上層建築，又是意識形態，是「教化」的主要內容，與兵、刑相輔而行，此即所謂「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據此，大致可以認為：《通典》的內容和編次，是把封建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依次論述到了。

  還應當指出的是，杜佑把食貨置於《通典》各門之首，然後分別論述上層建築的一些重要方面，這一認識和表述歷史的方法，可以說是在根本上體現了歷史和邏輯的一致。他的這一認識和表述歷史的理論根據來自《易》、《尚書·洪範》、《管子》和孔子的有關言論。這些言論前人也曾徵引過，杜佑的高明之處是把它們匯集起來作為首先必須研究社會經濟制度的理論根據，這是他繼承前人而又超出前人的地方。杜佑以「食貨為之首」的撰述思想，自然受到歷代「正史」中的《食貨志》的影響，是歷代史家之歷史認識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它又是現實歷史的必然產物，是當時時代精神的反映。自「安史之亂」後，整頓經濟和改善財政是人們關注的大事。在肅、代、德、順、憲、穆、敬、文、武等朝的八九十年間，探索經濟問題的學者相繼於世。比杜佑略早或大體跟杜佑同時的有劉晏、楊炎、陸贄、齊抗，比杜佑稍晚的有韓愈、李翱、白居易、楊於陵、李珏等。[75]其間，一些經濟改革活動的進行和經濟思想的提出，都是當時現實歷史的產物。「以食貨為之首」所包含的豐富思想，正是一個卓越的史學家在歷史著作中回答了現實所提出的問題。《食貨典》共12卷，依次敘述土地制度、鄉村基層組織、賦稅制度、戶口盛衰以及貨幣流通、交通運輸、工商業和價格關係。杜佑對於社會經濟結構的這種邏輯認識，在他以前的史家中並不多見。

  本章節來源於𝕓𝕒𝕟𝕩𝕚𝕒𝕓𝕒.𝕔𝕠𝕞

  《通典·食貨典》以下各門所敘內容，也反映出杜佑對社會結構的認識。在他看來，其餘的八門中，職官是最重要的。所謂「行教化在乎設職官」，就是著重強調這一點。「選舉」是為了保證職官的素質，「禮樂」是職官的教化職能，「兵刑」是職官的暴力職能，此即所謂「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敵焉」。這裡，顯然有三個層次，一是選舉、職官，二是禮、樂、兵、刑，三是州郡、邊防，而職官居於核心地位。這清楚地表明了杜佑對封建國家政權結構及其職能的認識。這種邏輯認識，在他以前的史家中也是沒有先例的。

  總之，杜佑對封建社會結構的認識，不論其自覺程度如何，是體現了他對社會歷史的認識之邏輯和歷史的一致性的。他之所以能夠獲得超出前人的成就，從主要的或基本的方面來說，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政治制度經過將近一千年的發展已臻於完備，史學家有可能進行系統地總結。此外，前人的思想資料、時代要求的啟迪、他本人的學識和器局，也都是不可缺少的條件。不過杜佑把「禮樂」作為教化的基本內容，這反映了門閥時代的特點，也反映了他本人在歷史認識上的歷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