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通典》——第一部宏偉的典章制度史

  一、杜佑的政治生涯和《通典》的史學價值

  劉知幾在《史通·二體》篇中說：「班（固）、荀（悅）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65]這話，在他當時對於總結以往史書編纂來說，大致是不錯的；若是用於對史書編纂的前瞻，則並不妥帖。中唐時期，杜佑所著《通典》的問世，便改變了古代歷史編撰的格局，從而突破了劉知幾的理論概括，成為史學發展的又一個重大轉折。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出身於名門。唐諺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杜佑之孫杜牧詩云：「大明帝宮闕，杜曲我池塘。」[66]這都說明杜佑家族地位的顯赫。杜佑不足20歲，以「蔭補」入仕，至78歲致仕，近60年宦途，歷玄、肅、代、德、順、憲六朝。其間，他以任淮南節度使的時間最長，首尾14年；以生命的最後10年曆任三朝宰相的職位最高。杜佑從大曆元年（766）開始撰寫《通典》，至貞元十七年（801）成書，歷時36年，成此巨製。唐憲宗在批准其請求致仕的詔書中稱他：「岩廊上才，邦國茂器，蘊經通之識，履溫厚之姿，寬裕本乎性情，謀猷彰乎事業。博聞強學，知歷代沿革之宜；為政惠人，審群黎利病之要。」[67]這是對他的器局、政績、人品、學識都做了評價。杜佑是通曉史學的政治家，又是精於政治的史學家，他同時在這兩個領域裡都獲得有重大歷史影響的成就，在中華文明史上是罕見的。《通典》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這種雙重價值。

  《通典》200卷，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門。每門之下分若干子目，子目之下更有細目。全書條分縷析，結構嚴謹，渾然一體。《通典》以歷代典章制度的歷史演變、得失興革為撰述的中心，兼記與此有關的言論。其記事上起黃帝，下迄唐玄宗天寶末年，個別地方延至德宗貞元年間，距成書上奏只相隔數年。其所據文獻，主要是《五經》、群史以及歷代士人的文集、撰述、論議。《通典》創造了綜合性的典制體通史形式，奠定了獨立的制度史撰述的基礎，擴大了歷史研究和撰述的領域。

  《通典》在內容和體裁上最顯著的特點，是以制度分門立目，「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68]。在《通典》以前，重要的史書體裁有編年體和紀傳體。編年體史書按年、月、日記事，以時間為脈絡。紀傳體史書實為紀、傳、志、表的綜合，而以替大量的歷史人物立傳為主體。《通典》創立了以典章制度為中心，分門立目、以類相從、敘其始終的典制體。這是在編年體、紀傳體之後發展起來的又一種重要的史書體裁。在杜佑開始撰《通典》之前20多年，劉知幾之子劉秩於開元末年「采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35卷，號曰《政典》」[69]。這書在「分門」上，對《通典》撰述有一定的啟發。但若追本溯源，《通典》之作則是「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70]，「正史」的書志和《周禮》對《通典》的撰述有更多的啟示。不過《通典》的分門立目，既不模仿《周官禮》，也不因襲「正史」的書志。同後者相比，它有兩個明顯的變化，一是不列律歷、天文、五行、祥瑞、輿服、藝文（經籍）方面的內容；二是增加了選舉、甲兵、邊防三個門類，反映出作者對於人才選拔、用兵之道和民族關係的重視。

  《通典》除分門立目外，還有兩個特點，一是講求會通，二是重視論議。《通典》以「典」跟「通」相連，表明了作者的會通之旨。馬端臨評論《通典》，說它「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71]。章學誠稱它是「以典故為紀綱」的通史，是「史部之通」達於「極盛」的唐宋時期的最早著作（《文史通義·釋通》）。這都是說的《通典》在會通方面的特點和成就。《通典》重視論議，包括它詳載歷代「群士論議得失」，也包括作者對史事所做的許多評論。《通典》的論議，主要目的在於討論歷代典章制度的因革得失，但它在記言、記事的結合上也有新的創造。章學誠舉《通典·禮典》為例，指出：凡「博士經生，折中詳議」，「入於正文則繁複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並為采輯其文，附著《禮門》之後，凡二十餘卷，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者矣。……斯並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後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72]。還有一種形式，是在同卷正文之中，敘典章制度與記「群士論議」雜而有之。第三種形式，是把「群士論議」附註於有關正文之下。這反映出了作者對「群士論議」的輕重和處置是有所區別的。《通典》中杜佑自撰的論議，有敘、論、說、議、評、按等名目，大多直接反映作者的歷史見解，它們在本書中的價值比「群士論議」更為重要。其中，「說」、「議」、「評」也各有不同的含義[73]，表明了作者在對待歷史評論方面的認真和嚴謹。

  要之，《通典》以分門囊括制度，以會通貫穿古今，以論議指陳得失，開拓了歷史撰述的新領域，奠定了中國典制體史書發展的宏偉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