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樸素的歷史進化思想和傳統門閥觀念的衝突

  杜佑繼承了史學史、思想史上的樸素的歷史進化思想，同時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史學上的歷史進化思想。杜佑的歷史進化思想，一是反對「非今是古」，從人口、地理等物質因素分析歷史進化的「勢」和「理」；二是主張「變通」和「適時」，以順應歷史進步的趨勢。杜佑對於秦、漢、隋、唐以來的政治形勢，著重從郡縣、封國的利弊，分析它們的得失，論證歷史的進步趨勢。他在《職官典·王侯總敘》中寫道：

  天生烝人，樹君司牧。人既庶焉，牧之理得，人既寡焉，牧之理失。庶則安所致，寡則危所由。漢、隋、大唐，海內統一，人戶滋殖，三代莫儔。若以為人而置君，欲求既庶，誠宜政在列郡，然則主祀或促矣。若以為君而生人，不病既寡，誠宜政在列國，然則主祀可永矣。主祀雖永乃人鮮，主祀雖促則人繁。建國利一宗，列郡利萬姓，損益之理，較然可知。

  在這一段文字的分析中，他從人口庶寡、政治的安危以及「利萬姓」和「利一宗」三個方面，論證了「列郡」代替「建國」的進步性。杜佑還辯證地指出：「立法作程，未有不弊之者，固在度其為患之長短耳。」而歷史已經證明：「政在列國也」，「其患也長」；「政在列郡也」，「其患也短」。自南朝以下，「建侯日削，欲行古道，勢莫能遵」[86]。這個認識，跟稍後柳宗元所撰《封建論》的思想是一致的。杜佑在《兵典·兵序》中，又從政治、軍事上的得失，進一步肯定了秦、漢以來「罷侯置守」，「以為強幹弱枝之勢」，「誠得其宜」。同時又指出，「強幹弱枝之勢」的破壞造成了玄宗後期的社會動亂，是「地逼則勢疑，力侔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也」[87]。這樣，杜佑一方面指出了發展趨勢的不可逆轉，另一方面又看到了具體形勢的變化也會影響到總的趨勢和進程，其中包含著樸素的辯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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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佑反對「非今是古」的思想，在對待民族問題和人才問題上，也表現得很突出。他在講到「三代」的「立屍義」時，分析了「中華」與「夷狄」在禮俗上的同源和後來的變化，認為：「古之人樸質，中華與夷狄同，有祭立屍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飲血焉，有巢居穴處焉，有不封不樹焉，有手摶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諱名焉。中華地中而氣正，人性和而才惠，繼生聖哲，漸革鄙風。今四夷諸國，地偏氣獷，則多仍舊。」[88]杜佑從地理條件不同來說明中華與夷狄在禮俗文明發展進程上產生差別的原因，雖不盡全面，卻是很有意義的見解。他批評前人的復古論調，並從社會心理上解釋產生這種非今是古思想的原因，指出：「昔賢有言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誠謂削厚為薄，散醇為醨。』又曰：『古者人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交不爭，自求自足。』蓋嫉時澆巧，美往昔敦淳，務以激勵勉其慕向也。」[89]他從社會心理考察，認為：「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但他根據豐富的歷史事實，明確指出：「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這不僅堅持了歷史進化思想，也是對上述錯誤的社會心理和復古論調的有力批評。關於人才問題，杜佑認為：「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他主張通過「務勤其教」達到培養人才的目的；「若不敦其教，欲求多賢，亦不可及已」[90]。這是強調教育對於培養人才的重要，批評了非今是古的人才觀。

  杜佑的歷史進化思想，還表現在他具有鮮明的「變通」和「適時」的歷史見識。他不贊成前人所謂「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的舊說，稱頌子產「觀時之宜，設救之術，外抗大國，內安疲甿」的政績，認為把孔子批評「亂制」看作是他反對「法度」本身不過是一種「臆說」[91]。杜佑再次批評「滯儒常情，非今是古」的陳詞濫調，而肯定「秦始皇蕩平九國，宇內一家……所以尊君抑臣，列置郡縣，易於臨統，便俗適時」的歷史貢獻。[92]他的這種「觀時之宜」、「便俗適時」的思想，在《通典》中有多處反映：「隨時立制，遇弊變通，不必因循，重難改作」[93]；「弊而思變」[94]；「隨時拯弊，因物利用」[95]。這些，都表明了杜佑歷史進化思想中的時代精神和政治實踐要求，這跟《通典》的「將施有政」的主旨是完全相通的。

  誠然，在門閥時代，禮對於穩定統治階級內部的等級秩序，曾經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杜佑所處的時代，門閥地主已經走下坡路了。因此，作為反映門閥地主之歷史記錄的姓氏之書日漸衰微，而作為反映門閥社會之現實秩序的禮書的價值也日漸縮小。貞元、元和年間，儘管還有人在編撰「新禮」，但實際上只是「具有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哉！」[102]這種變化，標誌著一個時代行將結束，《通典·禮典》似是為這個時代所奏出的一首高亢的輓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