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家史、譜牒和別傳

  家史、譜牒和各種名目的別傳的大量湧現出來，是魏晉南北朝史學之多途發展的另外幾個重要方面。它們同上一節所論列的幾個方面，都是這個時期社會歷史的特點在史學上的突出反映。地方史的發展，一方面是政治上不統一和區域經濟、文化發展的表現，另一方面也是門閥地主注重郡望的表現。民族史的發展，固然同地方史的發展相關聯，但更重要的則是民族關係的重新組合和大規模融合所促成的。關於域外情況和中外交通記述的增多，在很大程度上是佛教興盛所推動的。家史、譜牒和別傳的發展，都是門閥的政治要求和意識形態在史學上的表現形式。

  劉知幾《史通·雜述》篇說：「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113]這裡，劉知幾道出了家史的性質，它主要出自「高門華胄」，它的作用是「思顯父母」、「貽厥後來」。但他舉出的揚、殷、孫、陸四例，是把家史同譜牒合而論之的。《隋書·經籍志》以家史入「雜傳」類（因家史多以「家傳」為名），而以「譜系」自為一類。今從《隋志》，分而論之。

  《隋書·經籍志》雜傳類自《李氏家傳》以下，至《何氏家傳》止，共著錄家史29種，多為兩晉南北朝人所撰，如《王朗王肅家傳》、《太原王氏家傳》、江祚《江氏家傳》、裴松之《裴氏家傳》、曹毗《曹氏家傳》、范汪《范氏家傳》、紀友《紀氏家紀》、明粲《明氏世錄》、王褒《王氏江左世家傳》，等等。南朝梁人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引用家傳8種，其中《荀氏家傳》、《袁氏家傳》、《李氏家傳》、《謝車騎家傳》、《顧愷之家傳》等5種《隋書》未著錄。[114]這34種家史，基本上都已不存，其中少數幾種在《世說新語注》中也只存片言隻語。但是如前文所說，《宋書》和《魏書》的列傳，往往以子孫附於父祖而傳，一傳多至三四十人以至五六十人，從中不難窺見這種家傳的形式。

  《隋志》在家傳中還著錄了明岌《明氏家訓》一種，說明「家傳」、「家訓」有內在的聯繫。《明氏家訓》所記內容，已不可詳論。便從今存北齊顏之推所撰《顏氏家訓》來看，「家傳」重在講家族歷史，「家訓」重在講家門風教。炫耀家史和重視家風，對於每一個具體的「高門華胄」來說，正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兩個相互配合的方面。顏之推在《顏氏家訓·序致》篇開宗明義地寫道：「吾今所以復為此者，非敢軌物范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未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吾家風教，素為整密。……故留此二十篇，以為汝曹後車耳。」[115]顏之推長期生活在南朝，後入北齊，從他的這些話中，可以看出當時南北門閥地主所以如此重視家史撰述的社會原因，以及這些家史撰述又怎樣反轉過來影響當時的社會風氣。

  家史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是家譜，它是譜牒的基本構成因素。但譜牒之書往往並不限於一門一姓，有一方之譜，也有全國性或一個皇朝統治範圍內的總譜。這是譜牒同家史的一個區別。它們的另一個區別，是家史都撰自私門，而有影響的一方之譜和全國總譜多出於官修。《隋書·經籍志》譜系類著錄的譜牒之書，有帝譜、百家譜、州譜、家譜共41種，是屬於這個時期所具有的特定意義的譜牒之書，其實際上的數量自然比這要大得多。僅《世說新語注》引用譜書46種，就有43種不見於《隋志》著錄，可見佚亡的或失於著錄的數量之大，從而可以推見魏晉南北朝譜牒撰述之盛。

  譜牒撰述之盛導致了譜學的產生和發展。東晉南朝譜學有兩大支脈，一是賈氏譜學，一是王氏譜學，而後者源於前者。賈氏譜學的奠基者是東晉賈弼之。蕭子顯《南齊書·文學·賈淵傳》記：「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孝武帝太元年間（376—396），賈弼之在朝廷的支持下「撰定繕寫」成書，並經其子匪之、孫淵「三世傳學」。此書包括「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這就是《姓系簿狀》一書，是為東晉南朝譜學之淵藪。劉宋時，王弘、劉湛「並好其書」。弘為太保，「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湛為選曹，始撰《百家譜》「以助銓序」[116]。蕭齊時，王儉重新抄次《百家譜》，而賈淵與之「參懷撰定」；賈淵亦自撰《氏族要狀》15篇及《人名書》。其後，賈淵之子執撰《姓氏英賢》100篇和《百家譜》；賈執之孫冠，承其家學，亦有撰述：這都是王氏之學興起以後的事了。[117]賈氏譜學大抵如此。王氏譜學興於梁武帝時。尚書令沈約指出：東晉咸和（326—334）至劉宋初年，晉籍精詳，「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後來由於晉籍遭到篡改，使「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士流」。他認為，「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梁武帝乃以王僧孺知撰譜事，改定《百家譜》。王僧孺的改定工作是：「通范陽張等九族以代雁門解等九姓。其東南諸族別為一部，不在百家之數」，撰成《百家譜》30卷。他還集《十八州譜》710卷，撰《百家譜集抄》15卷、《東南譜集抄》10卷。[118]

  譜牒撰述之盛和譜學的興起，有深刻的社會原因：「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於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119]這表明，凡「品藻人物」、「有司選舉」、劃分士庶，都以譜牒為據；而譜牒又須「考其真偽」，故有譜學之興。此外，門閥士族之間的聯姻，也往往要互相考察譜牒，以保證門當戶對。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就是：「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120]這種社會現象一直持續到唐代，也成為史學發展中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而「品藻人物」世風的盛行，又促進了種種別傳撰寫的發展。

  

  按劉知幾的說法，別傳是以「類聚區分」的形式出現的。《隋書·經籍志》雜傳類著錄中的高士、逸士、逸民、高隱、高僧、止足、孝子、孝德、孝友、忠臣、良吏、名士、文士、列士、童子、知己、列女、美婦等傳，都屬於別傳。但別傳也不限於「類聚區分」、多人合作，也有單個人的傳記稱為別傳的。《世說新語注》引用個人別傳八十餘種（均為《隋志》未曾著錄）。前者更多地反映出當時的以「名教」觀念為中心的社會道德觀念，後者則反映出門閥士族人物的言論行跡，它們都是這個時代的特點在史學上的表現，但也說明史學正在逐步走向社會的深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