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歷史思想的特點

  一、辯興亡

  

  史學的多途發展，在歷史思想領域也明顯地反映出來。這個時期的歷史思想突出地反映了時代的特點：因朝代更迭的頻繁而促使人們的興亡之辯，因佛教的盛行而引起人們的神滅、神不滅的論難，因取士制度的需要而推動人們對品評人物的關注。這些，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對當時的史學產生影響。

  朝代興亡，始終是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關注的重大問題。從《尚書·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周公是十分關注興亡的，他的一些誥命，都離不開興亡這個主題。春秋時期，有一種流行之說：「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121]可見國之興亡是當時人們十分關注的一個普遍問題。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治亂、興亡是各家學說都要觸到的問題。西漢初年，劉邦君臣從現實到歷史，對興亡成敗有廣泛而深刻的討論。漢初君臣的討論通過《史記》、《漢書》的敘述，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面對政治動盪，社會矛盾尖銳，朝代驟興驟亡的現實，興亡問題再次為人們所關注。三國時期魏人曹冏著《六代論》，論夏、殷、周、秦、漢的歷史經驗教訓，分析曹魏面臨的現實問題，指出：

  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睹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

  作為魏的宗室，曹冏已預感到曹爽、齊王芳將面臨「疾風卒至」、「天下有變」的局面。

  曹冏的政治敏感性是很突出的，但他的歷史見識卻並不高明。他論「五代之存亡」，是著眼於維護分封制。在他看來，夏、殷、周三代歷史長久，是得力於分封制；秦朝二世而亡，是亡在郡縣制。他認為：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

  曹冏是完全把分封制的實行視為「先王」的預見，而秦的「二世而亡」正是違背了先王的制度。這種認識的迂闊，同漢初晁錯、賈誼等人的見解比起來，如天壤之別。

  此外，曹冏是這樣分析漢代的存亡的，他說：

  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盤（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122]

  曹冏一方面認為「諸侯強大」是漢之所以不亡的原因；另一方面他又認為「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是吳楚七國之患的根源，至於這二者之間是否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曹冏則未予深論。他試圖引用賈誼的話來證明自己論點的正確，而賈誼所論恰恰是不贊成「諸侯強大」而要削弱諸侯的勢力的。

  在曹冏之後，有西晉陸機的《辯亡論》兩篇，寫出了三國孫吳政權興亡的歷史。作者作為吳國的遺民和名將陸遜的後人，對吳國之亡深致惋惜之情，但他也指出了：

  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眾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王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

  這裡說的「合其參」、「舍其參」，是指天時、地利、人和這三個因素對於政治興亡的關係。

  陸機滿懷深情地回顧了孫權時期吳國的強盛，他甚至帶有幾分偏見地估量三國的形勢，認為：「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或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123]這種估量缺乏史識，顯而易見。但陸機此論的可取之處，是看到了「合其參」和「舍其參」的不同，即孫權時的政治與孫皓時的政治的極大反差。對於陸機來說，這種對比是有切膚之痛的，故於《辯亡論》中再三致意。

  曹冏、陸機關於興亡的討論，雖各有自己的見解，但他們都是主張分封制的。上引《六代論》認為，秦及兩漢之亡，都是廢封國、立郡縣所致。陸機還撰有《五等論》，認為：「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遍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降及亡秦，棄道任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漢矯秦枉，大啟侯王……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這些認識，同曹冏的《六代論》所說，如出一轍，其核心思想，是極言秦、漢不尊古制之弊，認為分封制是「治」的保證，郡縣制是「亂」的根源：「五等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124]

  曹冏、陸機所論，不論是由興亡而論及分封、郡縣得失，還是由分封、郡縣得失而論及興亡成敗，都關係到怎樣看待殷、周、秦、漢的歷史，也都關係到怎樣看待三國時期各國的政治得失問題。這些，既是重大的歷史問題，也是重大的現實問題，不僅帶有連貫的特點，而且具有根本的性質。他們的歷史認識，在理論上的傾向是保守的，但他們提出的問題是很重要的，對推進人們關於這些問題的進一步思考和認識，還是有一定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