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地方史、民族史和關於域外情況的記述

  地方史和民族史撰述，以及關於中外交通和域外情況的記述，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之多途發展的幾個重要方面。

  中國史學上關於地方史志的撰述起源很早，至遲在兩漢時已有了很多撰述。班固撰《漢書·地理志》時，就曾經使用過當時地方志的材料。[105]魏晉南北朝時，地方史志的撰述有了很大的發展。劉知幾《史通·雜述》論郡書說：「汝、潁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又論地理書說：「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前者以人物為主，側重記社會；後者以地理為主，側重記自然、風俗。它們的共同點是記一方之史。《隋書·經籍志》雜傳類著錄，自《蜀文翁學堂像題記》以上，大多屬於劉知幾說的郡書；地理類著錄諸書，比劉知幾說的地理書要廣泛得多。

  今存《華陽國志》是這個時期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史著述。《隋書·經籍志》把它列入「霸史」類，《史通》卷十《雜述》把它歸於地理書；其實，它兼記一方的歷史、地理、人物，涉及民族、風俗、物產，是一部內容豐富的地方史。「華陽」之名取自《禹貢》說的「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國志》因所記為《禹貢》九州之一梁州地區的歷史，故采古義而名之。著者常璩，字道將，生卒年不詳。他出生於晉蜀郡江原，成漢李勢時官散騎常侍，掌著作；入晉，為桓溫參軍。據今人考證，常璩撰成《華陽國志》當在東晉穆帝永和四年（348）至永和十年（354）之間。[106]《隋書·經籍志》「霸史」類還著錄有他的《漢之書》10卷，當撰於成漢時期，入晉秘閣後改稱《蜀李書》。

  《華陽國志》12卷：卷一至卷四，是《巴志》、《漢中志》、《蜀志》、《南中志》，記梁、益、寧三州的歷史概況，以地理建置、自然狀況為中心，詳述各州郡的山川、交通、風土、物產、民俗、族姓、吏治、文化以及同秦漢、三國、兩晉歷代皇朝的密切關係。每卷之下都有「總敘」，然後分敘各郡，總共為33郡。卷五至卷九，分別是《公孫述劉二牧志》，記公孫述、劉焉、劉璋事；《劉先主志》、《劉後主志》，記劉備、劉禪事；《大同志》，記三州在西晉時期的史事，起於魏之破蜀，迄於晉愍帝建興元年（313）三州大部為李雄所據；《李特雄期壽勢志》，記「李氏自起事至亡」，六世42年史事，迄於晉穆帝永和三年（347）。這幾卷，是關於三州自東漢末年至東晉初年的編年史；用漢、蜀漢、兩晉紀年而黜李氏紀年，僅記其建元、改元事。卷十（上、中、下）至卷十一，是《先賢士女總贊》（上、中、下）和《後賢志》，前者記蜀郡、巴郡、廣漢、犍為、漢中、梓潼諸士女300餘人，皆晉以前人物，後者記兩晉時期三州人物20人。卷十二是《序志並士女目錄》。《目錄》所收凡401人，其中有大約三分之一不見於卷十和卷十一所記；《序志》略仿《史記·太史公自序》和《漢書·敘傳》，闡述了撰述旨趣、所據文獻和各卷目錄提要，但未敘述著者家世，這可能跟他先事李氏、後為晉臣的經歷有關。

  《華陽國志》在編撰上有自成體系的格局，它把三州地區的歷史面貌、政治變遷、不同時期的人物傳記由遠而近、由廣而微地編纂成一書，集中記述了東晉初年以前梁、益、寧三州（包括今四川、雲南、貴州三省以及甘肅、陝西、湖北三省部分地區）的歷史，堪為這個時期地方史撰述中的傑作。常璩撰《華陽國志》的旨趣，既有史學上的考慮，也有政治上的考慮。他在《序志》中開宗明義地說：「巴、蜀厥初開國，載在書籍，或因文緯，或見史記，久遠隱沒，實多疏略。」他稱道陳壽撰的《益部耆舊傳》，但認為它「三州土地，不復悉載」。又說《漢書·地理志》「頗言山水」，但「歷代轉久，郡縣分建，地名改易，於以居然辨物知方，猶未詳備」。又說「李氏據蜀，兵連戰結，三州傾墜，生民殲盡」，「桑梓之域，曠為長野」，「懼益遐棄，城陴靡聞」，擔心家鄉的歷史遭到湮沒的命運。所以他說自己是「方資腐帛於顛牆之下，求餘光於灰塵之中，劘滅者多。故雖有所闕，猶愈於遺忘焉」。這些，都是從史學上著眼的。從政治上考慮，他是要以本書證明：「夫恃險憑危，不階歷數，而能傳國垂世，所未有也。故公孫、劉氏以敗於前，而諸李踵之覆亡於後。天人之際，存亡之術，可以為永鑒也。」因此，他撰本書的目的是「所以防狂狡，杜奸萌，以崇《春秋》貶絕之道也；而顯賢能，著治亂，亦以為獎勸也」[107]。總之，濃郁的桑梓情感和明確的政治說教交織成他的撰述旨趣。

  常璩撰《華陽國志》有三個方面的資料來源：一是皇朝史，如《漢書》、《東觀漢記》、《漢紀》、《三國志》；二是有關巴、蜀、南中的地方史志，如譙周《三巴記》、陳壽《益部耆舊傳》、魏宏《南中八郡志》等；三是作者本人考察搜集的資料，其中當包括他撰寫《漢之書》（《蜀李書》）時所積累的資料。此外，他也參考了《史記》和先秦文獻。《華陽國志》在編撰體例上受《史記》、《漢書》影響最大：前四卷脫胎於《漢書·地理志》，但在局部敘述上要比前者來得豐富；中間五卷，仿照《史》、《漢》本紀和荀悅《漢紀》；「先賢」、「後賢」敘人物，形同紀傳體史書的列傳，「先賢」贊語效法《漢書》的「贊曰」；末卷，《序志》已如上述，《士女目錄》可能是受到《漢書·古今人表》的啟發。這反映出了常璩在歷史編撰上的良好修養。常璩在歷史觀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批評世俗流傳，說是「蜀王蠶叢之間周回三千歲」的謬說，指出：「太素資始，有生必死；死，終物也。自古以來，未聞死者能更生當世；或遇有之，則為怪異，子所不言，況能為帝王乎？」這是多麼明朗的唯物思想和無神論傾向！但他接著又說：「帝王者統天理物，必居土中，德膺命運」，「天命不可以詐詭而邀，神器不可以僥倖而取也」[108]。這雖是對於割據稱雄的批評，但他卻是以「天命」做武器，就顯得蒼白無力了。《華陽國志》各卷都有後論，稱為「撰曰」，雕琢字句而內容空泛，反映出常璩在歷史思想上的貧乏。劉知幾稱讚它「詳審」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109]，指出了《華陽國志》在歷史編撰上的成就。隋唐以下，史家修史，多有參據，也足以證明它的成就在史學上的價值。

  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的地方史很多，但存者寥寥，且又真偽難辨，殘缺不全，唯《華陽國志》歷1600餘年獨放異彩，使今人閱後可以想見我國古代西南地區文明發展的進程。如果把它作為地區文明發展在歷史撰述上的標誌看待的話，我們亦可由它推想已佚之眾多地方史所記述當時我國各個地區文明發展的盛況。而值得注意的是，同地方史撰述發展相關聯的，是民族史撰述的發展。中國史學上關於民族史撰述的專篇，始於司馬遷的《史記》，它把環繞中原的民族，儘可能地展開一幅極為廣闊而又井然有序的畫卷。它寫了《匈奴列傳》、《南越尉佗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大宛列傳》。按地區分別寫出北方、南方、東南、東北、西南、西北的民族歷史。把這六個專篇合起來，可以說是一部相當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記載是超越當時和今日國境範圍的。[110]這在民族史撰述上具有開創的意義。其後，《漢書》、《東觀漢記》、謝承的《後漢書》、司馬彪的《續漢書》、華嶠的《漢後書》、陳壽的《三國志》都有記述民族史的專篇，隨著民族內部和民族之間的重新組合，專篇內容也不斷有所變化。范曄《後漢書》比較晚出，它在繼承、綜合前史的基礎上，寫出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正史」撰述中最有分量的民族史專篇，可以同《史記》、《漢書》的有關專篇相銜接。

  這一時期的史家還寫出了許多當代民族史著作，但它們多是以皇朝或「國史」的形式出現的。崔鴻的《十六國春秋》和魏收的《魏書》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可惜前者已散亡，只有節本和輯佚本流傳，已不可窺其全貌了。《魏書》在這方面的成就已如上述，但它在民族史記述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還記述了拓跋部以外的鮮卑族的歷史，記述了鮮卑族以外的其他各族的歷史，涉及東北、西北、西域、北方許多民族，顯示出在民族史記述上的開闊的視野。它在反映這個時期北部中國諸民族的重新組合和融合方面，是具有總結性的著作。

  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家的民族史記述，還包含在大量的地方史撰述和地理書撰述中。如上面講到的《華陽國志》，它關於西南民族史的記述很豐富。在卷一至卷四中，它不但記載了30多個少數民族或部落的名稱和分布，而且對其中一些主要的部族或部落如巴（尤其是其中的「板楯蠻」）、蜀、氐、羌、臾、濮、夜郎、哀牢等的歷史、傳說、風俗及其同漢族皇朝的關係，做了較多的敘述，有很多記載是其他史籍中所未見的。還有一些記載，如果對其做深入的研究，可能對說明有的民族的族源、遷徙歷史，提供有價值的線索和根據。[111]《隋書·經籍志》地理類後序引《周官》之意，說：「夏官職方，掌天下之圖地，辨四夷八蠻九貉五戎六狄之人，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國，使同其貫。」這是強調了地理書中關於民族情況的記載。又說到晉摯虞所著《畿服經》170卷，「其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國邑山陵水泉，鄉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具悉」；「齊時，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為部，謂之《地理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陳時，顧野王抄撰眾家之言，作《輿地誌》」。這幾部大書都已佚亡，但從上述記載中，可以得知它們是包含了不少民族史方面的記述的。此外，如周處的《風土記》、盛弘之的《荊州記》、譙周的《三巴記》、常寬的《蜀志》（《蜀後志》）等，雖多言一方，但也具有相同的性質。

  前面講到，「正史」中的民族史專篇，有的已超越當時或今日國境的範圍。這就涉及對當時或今日域外情況的記述了。其中，有的是很有價值的記載，如《三國志·魏書》的「倭人」傳，約2000字，是關於日本古代史的重要資料，迄今為中外學者所重視。[112]值得注意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關於中外交通和域外情況的記述，是跟佛教盛行和大量的中國僧人西行「求法」有關。據《高僧傳》、《續高僧傳》、《出三藏記集》記載，從西晉始建到劉宋滅亡的200年間，西行求法的僧人日益增多。其中得以生還的僧人往往把自己的經歷記載下來，成為這個時期很重要的關於中外交通和域外情況的記述。如東晉元興三年（404），僧人智猛、曇纂等15人離長安，經西域、越蔥嶺，至罽賓（今克什米爾）、迦維羅衛（今尼泊爾南境）、華氏城（今印度巴連弗）等地。宋元嘉元年（424）智猛、曇纂返回涼州。智猛先在涼州譯經，後入蜀寫出《遊行外國傳》。《隋書·經籍志》地理類有著錄，惜其書早佚。又如著名僧人法顯（約337—約422），所撰《佛國記》，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有關中外交通的記錄，它記述了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斯里蘭卡等國的歷史、宗教，以及中國同這些國家的交通情況，成為世界文明史上的寶貴文獻。其後，南朝梁時僧人慧皎著《高僧傳》，據《佛國記》的內容寫成《釋法顯傳》收入本書。沈約撰《宋書·夷蠻傳》，記「師子國」、「天竺迦毗黎國」等與宋的交往，記「倭國」與宋的交往，等等，反映了中國與外域聯繫的發展，但其所記比起《佛國記》和《三國志·魏書》倭人傳來說，就不免顯得單薄了。

  

  由於佛教的興盛，魏晉南北朝時期以及隋唐時期，不斷出現一些佛教史書，在史學中占有一定的位置。這一點，本書下面還會陸續講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