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宋書》、《南齊書》和《魏書》

  這個時期撰述的，而且流傳至今的還有關於南北朝的三部皇朝史，此即沈約撰的《宋書》、蕭子顯撰的《南齊書》和魏收撰的《魏書》。《宋書》、《南齊書》記述了南朝宋、齊皇朝的史事，包含的年代約占南朝歷史的半數；《魏書》記述了北朝北魏和東魏兩個皇朝的史事，包含的年代約占北朝歷史的四分之三。它們的著者是在范曄之後南北朝時期很有成就的史家。

  沈約（441—513），字休文，南朝吳興武康（今浙江德清縣西）人，歷仕宋、齊、梁三朝，史家一般稱他是梁朝人。沈約出身門閥士族，時人有所謂「江東之豪，莫強周、沈」[86]的說法，足見其家族地位的顯赫。沈約在宋泰始初年20多歲時開始撰《晉書》，至齊永明六年（488）得120卷[87]，自稱「條流雖舉，而采掇未周」[88]。齊建元四年奉詔撰國史，為《齊紀》20卷。梁天監年間，撰《高祖紀》（《梁武紀》）14卷。沈約一生，於晉、宋、齊、梁四朝史均有撰述，所存者僅《宋書》。

  沈約奉詔撰《宋書》，是在齊永明五年（487）春天，次年二月即表上《宋書》紀、傳70卷。所記起於東晉安帝義熙之初，終於宋順帝升明三年（479），包括東晉末年及劉宋一代史事。這是沈約撰述《宋書》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成書之快，主要是編輯前人的撰述成果。早在宋文帝時，天文學家何承天以著作郎身份撰國史，起草了紀、傳和《天文》、《律歷》等志，人物列傳則寫到宋武帝時期的一些功臣。其後，又有山謙之、蘇寶生相繼撰述。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徐爰續作宋史，在前人撰述的基礎上，寫成國史65卷，上起東晉末年，下訖大明時期。沈約對於《宋書》紀、傳的撰述，一是補敘了宋前廢帝永光以後十餘年史事，二是確定了「立傳之方」，對晉宋之際的人物列傳有所取捨。沈約撰述《宋書》的第二個階段，是寫成八志30卷。他在《自序》中只是說到「所撰諸志，須成續上」。從《宋書》志避梁武帝及其父的名諱來看，它的撰成很可能是在梁武帝時期了。八志中，《天文》、《律歷》、《五行》、《州郡》是在前人舊稿基礎上寫成；《禮》、《樂》、《符瑞》、《百官》出於沈約新撰。

  《宋書》在反映時代特點方面是很突出的。第一，在列傳中創立了家傳的形式。以往「正史」列傳，很少附記傳主後人、親屬；而《宋書》改變此例，開以子孫之傳附父祖之傳的先聲。如《宋書》卷四十二《劉穆之傳》，後面就附有「長子慮之」、「慮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貞之」、「穆之女婿蔡祐」等人的傳；卷七十七《沈慶之傳》，後面附有「子文叔」、「慶之弟劭之」、「慶之兄子僧榮」、「僧榮子懷明」、「慶之從弟法系」等傳。這種家傳式的列傳，在《宋書》里是不少的。這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地主居於統治地位，社會風氣崇尚家族史和譜系之學在歷史編撰上的反映。第二，在類傳中首創《孝義傳》。標榜「孝行」、「孝廉」，這反映了魏晉統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的遺風猶存。《孝義傳》序及後論說：「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但《宋書》撇開了忠而大講其孝，說明了它自身的矛盾。它又說：「若夫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89]這也透露出在門閥地主中提倡忠、孝的虛偽性。第三，創《索虜傳》以記北魏及南北戰爭、通好、和議、互市的史事，正像《魏書·島夷傳》記南朝史事和南北關係一樣。這是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在史學上的反映。《索虜傳》後論從歷史、政治、軍事、地理等幾個方面，分析了南北局面的形成，反映了史學家對於這一重大現實問題的重視。

  《宋書》的志在文字的分量上幾乎占了全書的一半，而在價值上更有超出本書紀、傳之處，是司馬彪《續漢書》八志之後的重要著作。第一，八志中的《律歷》、《禮》、《天文》、《五行》、《州郡》等志，都是從曹魏講起，是《宋書》志的創始者何承天「以續馬彪《漢志》」[90]的主旨；《樂》從秦漢講起，《符瑞》敘自上古，《百官》通敘秦漢魏晉至宋官制沿革流變。何承天、沈約撰志中的這種接續前史、貫通古今的思想，體現了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宋書》志仰包曹魏、囊括兩晉，彌補了陳壽《三國志》無志的缺憾和當時諸家晉史尚無定本的不足，在史學上有不可低估的成就。劉知幾《史通·斷限》篇批評它失於斷限，是未察撰者深意。對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已持不同看法，近人余嘉錫進而指出這是「史家之良規」，「理固宜然」[91]。第二，《宋書》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本書各志的緣起，也反映了6世紀初中國史家對於制度史研究之重要性的一些理論認識，是一篇難得的作品。如它指出：「漢興，接秦坑儒之後，典墳殘缺，耆生碩老，常以亡逸為慮。劉歆《七略》、固之《藝文》，蓋為此也。」又說：「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為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這都是很有意義的見解。第三，《宋書》諸志中有許多具有科學價值和歷史價值的記載，如《律曆志》詳細記載了楊偉的景初歷、何承天的元嘉歷、祖沖之的大明曆以及他與戴法興的長篇論難，是我國曆法史上的重要文獻。《樂志》以樂隨世改的撰述思想，敘述歌舞樂器的緣起和演變，同時匯集了漢魏晉宋的一些樂章、歌詞、舞曲，具有獨創風格，為前史樂志所不及。《州郡志》記載了漢魏以來區域建置的變動，尤其寫出了東晉以來北方人口南遷和僑置郡縣的具體情況，是一篇反映人口變動和區域變動的重要地理文獻，等等。《宋書》的志都寫得豐滿而有序，在「正史」的志中頗具特色。

  《宋書》最突出的特點，是宣揚天命、佛教、預言。它記載了誦《觀音經》千遍即可免災的故事。[92]《符瑞志》鼓吹「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天文志》、《五行志》多有此類記載。這反映了沈約的神秘主義的唯心史觀。《梁書》本傳記他建議蕭衍行禪代之事的話：「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為彰著。讖雲『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由此可見，神秘主義的唯心史觀的主要目的，是為統治者的統治編織神聖的外衣。在這一點上，《宋書》更甚於《三國志》而愈益襯托出《後漢書》的光輝。

  沈約同時代人中有不少史學家，《齊書》撰者蕭子顯是其中留下了著作的一位史學家。

  蕭子顯（約489—537），字景陽，南朝南蘭陵（今江蘇武進西北）人，是齊高帝蕭道成的孫子。他十幾歲時，蕭齊被蕭梁所取代。梁武帝蕭衍的父親蕭順之是蕭道成的族弟，蕭子顯是比蕭衍晚一輩的人，但他們很早就分支了。但在梁朝，蕭子顯以自己的才華、風度和談吐的出眾，始終受到梁武帝的禮遇和信任，官至吏部尚書，後出為吳興太守。子顯善為詩賦，頗好辭藻。沈約讀了他的《鴻序賦》，盛讚它是：「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這是說他有班固之才。梁武帝讀了他的詩也說「可謂才子」。但蕭子顯的主要成就還在於史學。他一生寫了五部史書：《後漢書》100卷，《晉史草》30卷，《齊書》60卷，《普通北伐記》5卷，《貴儉傳》30卷。他同沈約一樣，很重視東漢以來的歷史。這些著述除《齊書》外都散佚了。

  蕭子顯撰《齊書》是得到梁武帝的同意的。據劉知幾說，他撰《齊書》是在天監年間（502—519），也就是在蕭子顯三十一二歲以前。後人為區別蕭子顯《齊書》和唐初李百藥《齊書》，稱前者為《南齊書》、後者為《北齊書》。蕭子顯撰《南齊書》，可以參考的文獻資料還是不少的。早在齊明帝時，檀超和江淹奉詔修本朝史，他們制定了齊史的體例，但沒有完成修撰工作。此外，還有熊襄的《齊紀》、吳均的《齊春秋》和江淹的《齊史》十志。蕭子顯的撰述，在體例上「本［檀］超、［江］淹之舊而小變之」[93]，在內容上兼采諸家成果，著成《南齊書》60卷。它包括帝紀8卷，除追敘蕭道成在劉宋末年的政治活動外，主要記蕭齊皇朝（479—502）的23年間的史事。志8篇11卷，或上承劉宋，或起自蕭齊，斷限明快，但內容單薄。列傳40卷，改前史循吏、良吏為《良政傳》，佞幸、恩幸為《幸臣傳》，文苑為《文學傳》，隱逸為《高逸傳》；而以《魏虜傳》記北魏史事，這在性質上同於《宋書·索虜傳》。另有《序錄》1卷，已佚。全書今存59卷。蕭子顯作為齊的宗室、梁的寵臣，所以他在《南齊書》中一方面要為蕭道成回護，另一方面又要替蕭衍掩飾。他寫宋、齊之際的歷史，當然不能直接寫出蕭道成的篡奪之事，只能閃爍其詞，微露痕跡；他寫齊、梁之際的歷史，則用很多篇幅揭露齊主惡跡，以說明蕭衍代齊的合理。這是他作為齊之子孫、梁之臣子的「苦心」，也反映出他在史學上的局限。

  《南齊書》部帙不大，包含的年代又很短，竟然也撰有八志，確乎難得，這包含了江淹首創之功。其中，《禮》、《樂》、《州郡》、《百官》、《輿服》等略述蕭齊一代典章制度和民俗風情，頗多參考。而《天文》、《祥瑞》、《五行》等則竭力宣揚天人感應和星占、讖語、夢寐的靈驗，甚至不惜編造出崔靈運「夢天帝謂己曰：『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授其天子位』」[94]這樣的謊言，來證明齊之代宋實屬天意。這使《南齊書》在歷史觀上帶著濃厚的唯心主義色彩。

  

  《南齊書》的一些列傳的寫法，顯示了蕭子顯在歷史表述上的才華。如：他於《褚淵傳》，先寫褚淵在宋明帝時受到信任，而在宋明帝臨死，則寫他也參與「謀廢立」，違背宋明帝的旨意；於《王晏傳》，先敘其與齊高帝、齊武帝的密切關係，繼而寫其在齊武帝死後也參與「謀廢立」的事；於《蕭諶傳》，先說其受到齊武帝、鬱林王的信賴，後寫其在協助齊明帝奪取鬱林王皇位的政變中竟然領兵充當前驅；於《蕭坦之傳》，先烘托其受到鬱林王的特殊信任，以至「得入內見皇后」，後寫他成了廢鬱林王而擁立明帝的關鍵人物；等等。蕭子顯在寫這些事件和人物時，都不直接發表議論，而是通過前後史事的對比來揭示人物的品格。清代史家趙翼評論說：「此數傳皆同一用意，不著一議，而其人品自見，亦良史也。」[95]但在神秘思想的籠罩之下，蕭子顯的史才不免給人一種蒼白的印象。

  蕭子顯和沈約在他們撰寫的史書中都著力宣揚神秘思想，一方面固然有「天人感應」思想的歷史影響，另一方面也跟梁武帝時佛教大盛的社會影響有直接關係。梁武帝是南朝統治者佞佛的突出代表，他廣建僧寺，甚至「曾設齋會，自以身施同泰寺為奴，其朝臣三表不許，於是內外百官共斂珍寶而贖之」[96]。臣下奏表上書都稱他「皇帝菩薩」。正當大江南北被僧寺香菸瀰漫在神秘的迷霧之時，生活在齊、梁之際的無神論思想家范縝（約450—約510），於天監六年（507）發表了不朽的《神滅論》，向佛教經論挑戰，從而震動了顯貴和佛壇。梁武帝為此下詔，令大僧正法雲出面邀集朝貴、宗親及名僧64人，與范縝辯難，企圖使范縝屈服。但范縝「辯摧眾口，日服千人」[97]，始終沒有在理論上退卻，並表示決不「賣論取官」。在這場對范縝的「圍剿」中，沈約先後寫了《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神不滅論》、《難范縝〈神滅論〉》等文[98]，申言「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當時蕭子顯未與是役，但他在28年後即大同元年（535），以酣暢的筆墨、陶醉的心情寫出了《御講摩訶般若經序》的長文，歌頌梁武帝講經的盛況：「長筵亘陛，冠冕千群，充堂溢溜，僧侶山積，對別殿而重肩，環高廊而接坐，錐立不容，荊刺無地。承法雨之通潤，悅甘露而忘歸；如百川之赴巨海，類眾星之仰日月。」[99]自皇太子、王侯以下，聽講的中外僧俗竟達30多萬人。沈、蕭的神秘思想和唯心史觀，都可以從這裡得到更進一步的說明。

  蕭子顯死後17年，即梁元帝承聖三年，北齊文宣帝天保五年（554），北齊魏收撰成《魏書》。蕭子顯死年，魏收32歲，他們是不同皇朝的同時代人。

  魏收（505—572），字伯起，小字佛助，下曲陽（今河北晉州西）人，歷仕北魏、東魏、北齊三朝。他出使過梁朝，也接待過梁朝派到東魏的使臣徐陵。[100]他與溫子升、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魏收在北魏末年節閔帝普泰元年（531）就被委以「修國史」的重任，這時他才26歲。東魏時，他擔任過一些重要官職，但始終兼任史職。北齊天保二年（551），他正式受命撰述魏史，這距他開始接觸有關魏史的工作已有20年的歷史了。文宣帝高洋對他說：「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101]高洋這個人在歷史上似無多少可稱道處，但他能說出這樣的話，亦屬難得。高洋之父高歡當年左右東魏朝政時，也對魏收說過：「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這說明高歡、高洋父子看重歷史撰述，也說明魏收在他們心目中的分量。

  魏收撰《魏書》，可以直接繼承、借鑑的文獻主要是：北魏初年鄧淵所撰《代記》十餘卷（太祖拓跋珪時）；崔浩編年體《國書》（一稱《國記》，太武帝拓跋燾時）；李彪改編年體為紀、表、志、傳綜合體國史，未成書（孝文帝時）；邢巒、崔鴻、王遵業等撰孝文帝以下三朝起居注（宣武帝、孝明帝時）；元暉業撰的《辨宗室錄》30卷（北魏末年）；其餘就是當時還能見到的有關譜牒、家傳等。魏收與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幹等「博總斟酌」，歷時三年余，撰成《魏書》131卷：帝紀14卷、列傳96卷，於天保五年（554）三月表上；十志20卷，例目1卷，於同年十一月表上。例目已佚，今存130卷。參與撰寫十志的除魏收外，還有辛元植、刁柔、高孝幹、綦母懷文。魏收在表上十志時指出：「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啟焉。」例目已佚，其史例亦不可知。25序，俱存，見於《皇后傳》、諸類傳及十志。94論，今存93論[102]，以《爾朱榮傳》後論文字最多。二表皆佚，今僅存《前上十志啟》，編於諸志之首。上述例、序、論、表、啟，「皆獨出於收」[103]。

  《魏書》最重要的成就，在於它是我國封建社會歷代「正史」中第一部以少數民族上層集團為統治者的封建王朝史。十六國時期，曾經出現了許多記述北方各個割據皇朝史事的專書，但不論是皇朝本身的規模還是有關歷史撰述的規模，都無法與北魏及《魏書》相比擬。《魏書》記述了我國北方鮮卑族拓跋部從4世紀後期至6世紀中期（即北魏道武帝至東魏孝靜帝）的歷史，內容包括它的發展興盛、統一北方、走向封建化和門閥化的過程，以及北魏早期與東晉的關係和北魏、東魏與南朝宋、齊、梁三朝的關係的發展。這使它在「正史」中具有非常明顯的特色。從中國歷史發展來看，《魏書》不僅是西晉末年以來我國北方各少數民族歷史進程的生動記錄，而且是這個時期我國民族融合新發展的歷史總結。

  《魏書》在編撰上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如以《序紀》追敘拓跋氏的遠祖上至20餘代的史事，雖未可盡信，但大致闡述了拓跋氏的歷史淵源。如它稱東晉皇朝的「僭」，是說明北魏是正統皇朝；稱宋、齊、梁為「島夷」，是說明北魏是中原先進文化的繼承者。前者是從政治上著眼的，後者是從文化傳統上考慮的，二者有不同的含義。還有，它在諸志中或追敘兩漢魏晉沿革，或引兩漢魏晉制度為依據，也是為了表明北魏在典章制度上與先前這些皇朝的連貫性，等等。《魏書》在反映南北朝時期的歷史特點方面也很突出：它的列傳具有比《宋書》更為突出的家傳色彩，有的傳竟列舉五六十人之多。新增《官氏志》和《釋老志》，前者首敘官制、後敘姓族，是反映北魏統治封建化、門閥化的重要文獻；後者主要敘述了佛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詳細記載了它在北魏的興衰史。重姓族，崇佛教，這是當時南北朝共同的社會風尚和歷史特點。魏收在《前上十志啟》中說，這兩篇志是「魏代之急」、「當今之重」，說明他在反映這種風尚和特點方面的自覺性。

  魏收在歷史觀上有同沈約、蕭子顯相似之處。《魏書·序紀》記拓跋氏先人詰汾與「天女」相媾而得子，是為「神元皇帝」。其後論又說：「帝王之興也，必有積德累功博利，道協幽顯，方契神祇之心。」《太祖紀》又載，獻明賀皇后「夢日出室內，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歘然有感」，孕而生太祖道武皇帝，並把此事同「明年有榆生於埋胞之坎，後遂成林」相比附以示祥瑞。這是以神話傳說和自然現象來編織「天命」的理論。《釋老志》固然是一篇很有價值的歷史文獻，但也宣揚了非佛致禍和道家預言的靈驗。這些都是《魏書》中的消極因素。

  《魏書》撰成後，曾經在北齊統治集團中引起激烈的爭論。有人說它「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也有人說它「遺其家世職位」，或是「其家不見記載」，甚至還有人說它記事「妄有非毀」，是一部「穢史」。[104]北齊皇帝高洋、高演、高湛都相繼過問此事，十幾年中魏收兩次奉命修改《魏書》，所改僅限於個別門閥人物的先世。足見這場紛爭，不過是因《魏書》宣揚門閥而又未盡如門閥之意而引起的，以此把它誣為「穢史」，是沒有道理的。唐初以後，又有人說《魏書》「黨齊毀魏」，記東魏、北齊間史事存在曲筆，用以加重「穢史」的口實。這就過分誇大了《魏書》的曲筆，是不足取的。事實上，唐初史學家們在討論修撰前朝史時，已承認了《魏書》的「正史」地位，說它「已為詳備」。李延壽在《北史·魏收傳》後論中，一方面批評了魏收對《魏書》糾紛在人事上處置的失當；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了《魏書》的歷史地位，說它「追蹤班、馬，婉而有則，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鉤深致遠」。隋唐時期，重撰元魏史者甚多，但千載而下，諸家盡亡而《魏書》獨存，說明它確是一部有價值的皇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