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國志》和《三國志注》

  《三國志》是唯一保存至今同時又是兼記魏、蜀、吳三國史事的優秀著作，這是中國史學上的一大幸事。著者陳壽（233—297），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早年師事著名學者譙周，在蜀國官至散騎黃門侍郎，入晉任著作郎、治書侍御史。太康元年（280）西晉滅吳後，陳壽開始撰《三國志》，約經10年，撰成全書65卷，「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司空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64]陳壽撰《三國志》與司馬彪撰《續漢書》大致同時，但他比司馬彪早卒約10年。他們是西晉最有成就的兩位史家。

  《三國志》記事，起於東漢靈帝光和末年（184）黃巾起義，訖於西晉滅吳（280），不僅僅限於三國時期的史事，故與《後漢書》在內容上頗有交叉。從《三國志》看陳壽的史才，首先是他對三國時期的歷史有一個認識上的全局考慮和編撰上的恰當處置。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三國之間和戰的展開，以及蜀滅於魏、魏之為晉所取代和吳滅於晉的鬥爭結局，都是在紛亂複雜中從容不迫地敘述出來的。在編撰的體例上，陳壽以魏主為帝紀，總攬三國全局史事；以蜀、吳二主史事傳名而紀實，既與全書協調，又顯示出鼎立三分的格局。這種體例上的統一和區別，也反映在著者對三國創立者的稱謂上：對曹操，在《魏書》中稱太祖（曹操迎獻帝至許昌後稱公、魏公、魏王），在《蜀書》、《吳書》中稱曹公；對劉備，在《蜀書》中稱先主，在《魏書》、《吳書》中均稱名；對孫權，在全書中一概稱名。此外，在紀年上，著者雖在魏、蜀、吳三書中各以本國年號紀年，但也注意到以魏國紀年貫串三書，如記蜀後主劉禪繼位、改元時書曰「是歲魏黃初四年也」[65]，記孫亮即位、改元時書曰「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66]。這些都表明陳壽對於三國史事的總攬全局的器識和在表述上的精心安排。他以一部紀傳體史書兼記同時存在的三個皇朝的歷史，這是「正史」撰述中的新創造。

  陳壽的史才，還在於他善於通過委婉、隱晦的表述方法以貫徹史家的實錄精神。他先後作為蜀臣和蜀之敵國魏的取代者晉的史臣，對於漢與曹氏的關係、蜀魏關係、魏與司馬氏的關係，在正統觀念極盛的歷史條件下，都是在歷史撰述中很難處理的大問題，但陳壽卻於曲折中寫出真情。如他寫曹操「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67]，寫得很含蓄；而在《魏書·荀彧傳》中，就荀彧的話說出了「奉迎天子都許」的政治目的，即效法晉文公納周襄王、漢高祖為義帝縞素的故事。《魏書·文帝紀》寫曹操死，曹丕嗣位為丞相、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68]，暗示了曹丕急於稱帝的迫切心情。又如在《蜀書》中稱先主、後主，以及對諸葛亮治蜀的高度評價，以寄託對於故國的情懷。而關於魏晉禪代事，《魏書·三少帝紀》中只寫了「如漢魏故事」，但在《曹爽傳》和《夏侯尚傳》中卻揭示曹氏政權向司馬氏政權過渡中的尖銳鬥爭。在這些重大歷史問題的記述上，《三國志》不失為一部信史。但由於陳壽承襲了晉人王沉《魏書》的若干記載，故對魏晉間事於晉難免有所回護，這是《三國志》的缺點，但不是它的主流。

  陳壽的史才還突出表現在敘事簡潔。全書以《魏書》30卷敘魏事兼敘三國時期歷史全貌，以《蜀書》15卷、《吳書》20卷分敘蜀、吳史事兼三國之間的複雜關係，而無冗雜之感，反映出陳壽對史事取捨的謹慎和文字表述的凝練。有人評論《三國志》「練核事情，每下一字一句，極有斤兩」[69]。這個評論是中肯的。如上述記魏晉禪代事只寫「如漢魏故事」五個字。如寫曹操、劉備心態：「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按袁紹字本初——引者）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70]寫袁紹的淺薄和曹操的深謀：「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太祖拒之。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獻帝都許昌。以曹操為大將軍、袁紹為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71]。這兩件事，寥寥幾筆，把人物的氣質高下、風貌各異寫得淋漓盡致。陳壽還善於通過寫人物的對話指陳形勢、論辯是非，如以荀彧同曹操的對話分析了曹操與袁紹雙方的形勢，以王粲同曹操的對話分析了曹操、袁紹、劉表三方的形勢，以諸葛亮同劉備的對話估量了形勢的發展和劉備應採取的對策，以王肅同魏明帝關於《史記》的論辯說明「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72]，等等，都寫得十分精彩、凝練。

  陳壽在撰述旨趣上推重「清流雅望」之士、「寶身全家」之行的士族風氣，所以他對制定「九品官人法」的陳群讚美備至，對太原晉陽王昶長達千餘字的戒子侄書全文收錄。它的起首幾句是：「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73]陳壽的這種旨趣為時人所稱讚，認為他的《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74]。陳壽的「有益風化」跟司馬彪強調「順禮」、袁宏提倡「名教」有相通之處，只是前者更著重自身和家族的利益罷了。陳壽的史論在這方面表現得很突出。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士族重禮法、門風、名教，這是有長久的歷史根源的。陳壽在歷史觀上有濃厚的神秘色彩和天命思想，他用符瑞圖讖、預言童謠來渲染魏、蜀、吳三國君主的稱帝，用「天祿永終，歷數在晉」[75]來說明晉之代魏的合理性，他斷言「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76]。這種推重「清流雅望」和宣揚天人感應的政治觀點和歷史觀點，是陳壽史學中的消極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三國志》的史學價值。陳壽還撰有《益部耆舊傳》10篇；《古國志》50篇，被譽為「品藻典雅」；又編訂諸葛亮言論行事為《諸葛氏集》24篇，凡14000餘字。這些，都散佚了。

  《華陽國志·後賢志》記陳壽早年「治《尚書》、《三傳》，銳精《史》、《漢》。聰警敏識，屬文富艷」。這對他後來的史學成就至關重要。晉荀勖、張華稱陳壽史才「以班固、史遷不足方也」[77]。南宋葉適說：「陳壽筆高處逼司馬遷；方之班固，但少文義緣飾爾，要終勝固也。」[78]這些評價未免過分拔高了《三國志》。清人李慈銘評論陳壽說：「承祚固稱良史，然其意務簡潔，故裁製有餘，文采不足。當時人物，不減秦漢之際，乃子長作《史記》，聲色百倍，承祚此書，暗然無華，范蔚宗《後漢書》較為勝矣。」[79]以三史相較，大抵如是。後人以《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四史」，認為是《二十四史》中的代表性著作，這充分肯定了《三國志》在史學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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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志》只有紀、傳而無書志，這個缺憾只有留待後人彌補了。

  陳壽死後132年，南朝宋人裴松之於元嘉六年（429）作成《三國志注》。裴松之在《上〈三國志注〉表》中說，他是奉詔「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三國志》」的，說明皇家對《三國志》的重視。裴松之認為《三國志》「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因此，他作注的主旨是「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所注內容主要在四個方面，一是「以補其闕」；二是「以備異聞」；三是「以懲其妄」；四是「有所論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裴注「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事實上都沒有超出這四個方面。《三國志注》奏上後，宋文帝稱善：「此為不朽矣。」裴松之注《三國志》，目的在「鳩集傳記，增廣異聞」，主要是史事上的補闕、存異、懲妄。據清人趙翼統計，裴注所引據書有50餘種，並皆注出書名[80]，近人王仲犖考證其引據書應是210種[81]，足見裴松之注書用功之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裴注「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82]。這說明《三國志注》在歷史文獻學上有重要的價值。裴松之注史的方法，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史注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向。早在東漢末年，應劭就有《漢書》集解。後西晉杜預作《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北魏酈道元撰《水經注》，都是以搜集豐富的文獻作注為特色。裴松之之子駰撰《史記集解》，也是「采經傳百家並先儒之說」[83]而成。其後，劉昭伯父彤集眾家晉書注干寶《晉紀》，劉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書》等，都反映出這一時期史注發展上的風格。裴注稱得上是這種風格的代表，這是它在史學史上的價值。

  裴注所引魏晉人著作，今已十不存一，因此格外為學術界所重視。其注文歷來被認為多過陳壽本書數倍。現經研究者細緻統計，《三國志》正文為36萬多字，裴注為32萬多字，正文比注文多出4萬餘字。[84]宋人葉適批評有人提出重修《三國志》的論點，認為裴注所載「皆壽書之棄余也」[85]，固然偏頗；但今人也有提出裴注價值遠在原書之上的說法，亦屬失當。《三國志》作為反映三國時期的歷史著作，是裴注無法代替的；裴注也正因有《三國志》的存在作為比較才更顯出其價值的重要。這可謂離則兩傷，合則雙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