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續漢書》八志、《後漢紀》和《後漢書》

  這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諸家東漢史中流傳至今的三種著作。

  《續漢書》，西晉司馬彪（？—約306）撰。司馬彪，字紹統，在晉武帝泰始年間（265—274）任秘書郎，後轉秘書丞。他認為：「漢氏中興，訖於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安、順以下，亡缺者多。」於是他「討論眾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14]，號曰《續漢書》」[15]。這是一部完整的東漢史著作，後紀、傳散佚，僅存八志：《律曆志》3篇，《禮儀志》3篇，《祭祀志》3篇，《天文志》3篇，《五行志》6篇，《郡國志》5篇，《百官志》5篇，《輿服志》2篇，凡30篇。[16]從內容上看，百官、輿服二志，是《史》、《漢》所沒有的。然《輿服志》的撰寫，東漢末年董巴、蔡邕已有創議，《百官志》則取資於皇家「故簿」。至於郡國志，謝承《後漢書》已立為志目，實由《漢書·地理志》而來。儘管如此，《續漢書》八志還是被譽為「王教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略備，可得而知矣」[17]。

  《續漢書》八志在撰述思想上有三個特點。第一，是注重考察典章制度的變化。如其《郡國志》序稱：「《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由，至矣。今但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以為《郡國志》。」[18]一是注意到東漢以來的變化，二是注意到讀史的需要。其《百官志》序稱：「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承秦置官本末，訖於王莽，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世祖節約之制，宜為常憲，故依其官簿，粗注職分，以為《百官志》。」[19]這是指出了《百官公卿表》重在記「置官本末」，而《百官志》重在記百官「職分」，即職務祿位與責任範圍，說明「表」與「志」的不同，而後者更詳於官制的變化。其《輿服志》因是首創，故不獨僅記東漢，而是通記「上古以來」車服制度的演變，「以觀古今損益之義」。

  第二，是強調了以「君威」、「臣儀」、「上下有序」為核心的「順禮」等級秩序。司馬彪認為：「夫威儀，所以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以為《禮儀志》。」[20]這個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從東漢末年的歷史中總結出來的。他還認為：「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逾，所以為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順則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縟。」[21]這顯然是適應正在形成的門閥制度的需要，故「順禮」是帶有鮮明的時代特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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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是推崇「務從節約」的政治作風。司馬彪批評漢武帝在官制上「多所改作，然而奢廣，民用匱乏」；推崇東漢光武帝的「中興」，說他「務從節約，並官省職，費減億計，所以補復殘缺，及身未改，而四海從風，中國安樂者也」[22]。他批評秦始皇、漢武帝的大規模封禪活動，違背「天道質誠」，認為：「帝王所以能大顯於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封矣。」[23]

  《續漢書》八志在撰述思想上是把對歷史的考察和現實的需要結合起來了，這反映出當時史家的一個共同的思想趨向。

  南朝梁人劉昭注范曄《後漢書》，惜其諸志未成，「乃借舊志，注以補之」。[24]唐太宗有《詠司馬彪〈續漢志〉》詩，其中四句是：「前史殫妙詞，後昆沉雅思。書言揚盛跡，補闕興洪志。」[25]這都反映出後人對《續漢書》八志的評價。

  司馬彪還著有《九州春秋》10卷，記東漢末年事；又據《汲冢紀年》，列舉譙周「《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為不當」，均散佚。司馬彪的史學思想的核心是「教世」。他說：「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為沮勸，撮教世之要也。」[26]《續漢書》八志可以說是很鮮明地表現了他的這個史學主張。

  《後漢紀》30卷，編年體東漢史，東晉袁宏（328—376）撰。袁宏，字彥伯，善作詠史詩，以寄其風情。任大司馬桓溫府記室，「專綜書記」。為人「強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27]。

  袁宏對西晉陳壽所撰《三國志》甚推重，他自稱：「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本著這樣的認識，他撰了一篇《三國名臣頌》，借評論三國名臣抒發對於歷史的見解。他認為：「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28]他把君臣關係視為致治的關鍵，而維繫君臣關係的核心便是「名教」。這個思想，也突出地反映在他的《後漢紀》一書中。

  袁宏與司馬彪的卒年，相距70年左右。故袁宏生活的年代，已有多種東漢史著述行世。他說到撰《後漢紀》的起因和經過是：「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為《後漢紀》。……前史闕略，多不次敘，錯謬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袁宏撰集時參考、「綴會」的諸家東漢史有：《東觀漢記》、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華嶠《漢後書》、謝沉《後漢書》等。其中司馬彪、華嶠二家，《文心雕龍·史傳》、《史通·古今正史》均有好評，似不應斥為「煩穢雜亂」者。至於「前史闕略」、「錯謬同異」，諸史相比，當是可能的。袁宏的撰述興趣在編年而不在紀傳，所以他在參閱前史的基礎上，又吸收了起居注、名臣奏、諸郡耆舊先賢傳等文獻，仿荀悅《漢紀》撰集此書。歷時八年，最後以張璠《後漢紀》補東漢末年事，全書乃成，其記事，起於「王莽篡漢」，終於「魏以河內之山陽，封漢帝為山陽公」；正式紀年，起於更始元年（23），終於建安二十五年（220）。全書各以8卷記光武事和靈、獻事，篇幅占全書一半以上。內容上的這種輕重詳略安排，反映了作者著意於寫出東漢皇朝的興起和衰亡。

  《後漢紀》在編撰方法上除具有編年記事的基本要求外，還有自身的特點，這就是它吸收了傳記體記人的優點，以容納眾多的人物的言行。具體說來，就是在記事的同時，把與此事有關的、時間相近的一些人物連帶著寫出，或把一人發生於不同時間但可表明此人基本面貌的言行集中寫出，此即袁宏稱作「言行趣舍，各以類書」的方法。如卷一寫王莽末年的社會動亂和劉秀政治活動的開始，就連帶寫出20多個與此有關的人物。又如卷三十記建安十三年（208）八月「壬子，太中大夫孔融下獄誅，妻子皆棄市」一事，接著便集中寫出孔融的身世和一生中幾件大事，說他「年十三喪父，哀慕毀瘠，杖而後起，州里稱其至孝」；說他為北海太守時，「崇學校庠序，舉賢貢士，表顯耆儒」，「其禮賢如此」。全書皆類此。這是在編年體史書中把記事和寫人結合起來，事因人而豐滿，人依事而益顯。這是袁宏對編年體史書在編撰方法上的發展。

  袁宏的「言行趣舍，各以類書」的編撰方法，寫出了眾多人物，目的是藉以「觀其名跡，想見其人」，為貫徹其「通古今而篤名教」的撰述思想服務。對於前人撰述，袁宏尤其推崇荀悅，說他「才智經綸，足為嘉史，所述當世，大得治功已矣」，但又說他「名教之本，帝王高義，韞而未敘」。故袁宏「因前代遺事，略舉義教所歸，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闕」[29]。可見《後漢紀》之突出名教思想，正是袁宏主旨所在。袁宏對名教的本質做了這樣的說明：「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則名教之作，何為者也？蓋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擬議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辯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務者也。」他進而認為：「天地，無窮之道；父子，不易之體。夫以無窮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亂，置之六舍，充塞宙宇，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30]這就是說，名教的核心是君臣、父子關係，這種關係是天地、自然所決定的，是無窮的、不變的，人們都應當恪守這種關係。而名教的根本作用是「以統群生」，故其與治亂盛衰有極大關係。[31]而這種作用，一是通過「風化」發揮出來，即「立君之道」要本於「有仁有義」，弘揚「崇長推仁」的「自然之理」，倡導「出乎情性」的「愛敬忠信」之風，從而使人們「服膺名教」[32]。二是要有制度的約束，「王者之興，必先制禮，損益隨時，然後風教從焉」[33]。這就把名教同風化、禮法結合起來了。但是，恪守名教的人也是有區別的：「稱誠而動，心理為心，此情存乎名教者也。內不忘己以為身，此利名教者也。情［存］於名教者少，故道深於千載；利名教者眾，故道顯於當年。」[34]袁宏並沒有把名教完全理想化，所謂「利名教者眾」的看法，說明他還是講求實際的。袁宏一生生活在東晉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鬥爭日益積累和發展的年代，他借撰述東漢史來闡發名教思想，是有他的一番深意的。

  《後漢紀》作為編年體東漢史，是一部成功的歷史著作。往前，它追蹤荀悅《漢紀》。《史通·六家》篇說：「為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35]往後，它無愧范曄《後漢書》，故「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36]。

  范曄（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順陽（今河南淅川東）人。善文章，精音樂，宋文帝時以才學為用，官至太子詹事。他撰《後漢書》始於宦途中元嘉九年（432）左遷宣城太守之時。元嘉二十二年（445），被人告發與謀立大將軍彭城王劉義康為帝一案有牽連，以謀反罪入獄，被殺，時年48歲。其時，上距司馬彪之卒約140年、袁宏之卒約70年。范曄在獄中作《與諸甥侄書》，闡說了他的為人、治學和撰寫《後漢書》的一些重要情況，是一篇具有自序性質的文獻，故《宋書·范曄傳》全文收錄了它。范曄治學，重在「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胸懷」。認為「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主張「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37]。他的治學態度和為文主張，在《後漢書》中得到相當程度的實踐。他撰《後漢書》的全部計劃，是要寫成紀10卷、志10卷、傳80卷，合為100卷。但他只完成了紀、傳部分的90卷就被捕入獄了，沒有完成志的撰述。

  范曄自己說：「本未關史書，政恆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38]後人說他是「不得志，乃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又說他撰述中「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39]。這可能考慮到他身為庶子和宦途播遷的境遇，但范曄所謂「政恆覺其不可解」的話，似不必限於從個人境遇上去理解。范曄所提出的問題，還是在於從歷史上去尋求關於現實政治中存在問題的答案。范曄撰《後漢書》時，至少有10種漢晉史家所著後漢史作為參考。范曄自稱，他的《後漢書》雖「博贍」不及班固《漢書》，但「整理未必愧也」；而其「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可見，范曄雖是據眾家後漢史撰《後漢書》，而他的撰述目標卻是以「最有高名」的《漢書》為參照的。他對於材料的整理之功和對於史事的評論精深，是《後漢書》的兩個特點。

  范曄刪削眾家後漢史，在材料整理上博採諸家。《後漢書》中提到的有《東觀漢記》和華嶠《漢後書》，范曄稱為「前史」。還有許多是他沒有提到的。如其《黨錮傳》，可能來自司馬彪《續漢書·黨錮傳》；其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類傳可能來自謝承《後漢書》之同名的類傳；其「六夷」傳，包括東夷、南蠻、西羌、西域、南匈奴、烏桓鮮卑等，可能是分別參考了謝承、司馬彪、華嶠三家後漢史中有關的傳。而范曄在整理材料中對歷史人物傳記的編次上，則更多地受到袁宏《後漢紀》「言行趣舍，各以類書」的方法的影響。其於同卷人物，往往「不拘時代，而各就其人之生平以類相從」：有的以「治行卓著」，有的以「深於經學」，有的以「著書恬於榮利」，有的以「和光取容，人品相似」，有的以「立功絕域」，有的以「仗節能直諫」，有的以「明於天文」等。[40]總之，范曄對眾家東漢史的「整理」之功，是更便於反映出東漢時期各類人物的事跡和風貌。

  范曄的歷史評論，是《後漢書》的精華所在。

  第二，范曄的人才論具有深刻的認識價值。他認為一是政策得法，即「知能任使」，「士得用情」；一是各方面人才得盡其用，即「英能承風，俊乂咸事」。根據這一認識，他對順帝時的人才輩出，讚嘆不已，而對桓帝時的人才政策則「可為恨哉」[46]。

  第三，范曄的歷史評論還表明了他在歷史觀上的樸素唯物傾向。他批評佛教「好大不經，奇譎無已」，「故通人多惑焉」[47]。他批評種種方術「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方術怪誕之論「純盜虛名，無益於用」，不過是有人「希之以成名」的工具罷了。[48]他對武帝「頗好方術」，光武「尤信讖言」，桓帝「修華蓋之飾」，都採取批評的態度。[49]他極少講「天命」，即使講到了，也是採取保留的態度。他說：「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50]他是把順乎天、信乎人結合在一起來看待的。這雖多少帶有一點折中的色彩，但范曄總的思想傾向不是折中的，所以直到臨死前還說：「天下決無佛鬼！」[51]

  《後漢書·儒林列傳》寫的是東漢時期經學家們的傳記，按《易》、《書》、《詩》、《禮》、《春秋》經傳分類，各類依時間為序，一一為傳。各類起始均上接《漢書》所載經生，記其源流；結末處則補敘本傳以外經學大事，以備互見，以明終始，讀來一目了然，可謂一部簡明有序的東漢經學史。

  在傳首，范曄作長篇序論。一是寫出了「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的文化政策及實際措施；寫出了「先是四方學士多懷協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的盛況。到了漢明帝時，學子眾多，「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二是概述了東漢時期儒者之風的幾度盛衰，直至漢靈帝熹平四年（175），還「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58]。

  於傳末，范曄又作後論，指出：

  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

  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承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59]

  在范曄看來，早在桓帝、靈帝的時候，東漢朝綱已是一片衰敗景象，隨時都有「崩離」的可能；而「權強之臣」、「豪俊之夫」終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者，正是光武「中年以後」，「專事經學」，「其風世篤」所致。這是《後漢書·儒林傳》所要闡明的基本思想。從今天的認識來看，范曄的這篇史論，是說明了主導的意識形態、良好的社會風氣對於維繫政治統治的重要。

  從《後漢書·儒林傳》來看，它所反映的內容，不只是東漢學術史的一部分，也是東漢政治史的一部分。不論是從學術史來看，還是從政治史來看，有一點是共同的，即東漢儒士們的精神追求都有比較明確的目標，其修身、自律的自覺性都比較高。劉昆的「少習容禮」，楊政的「篤於義」，孫期的「事母至孝」，歐陽歙的「恭謙好禮讓」，高詡的「以信行清操知名」，伏恭的「性孝，事所繼母甚謹」，杜撫的「沉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召馴（字伯春）的「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甄宇的「清靜少欲」，樓望的「操節清白，有稱鄉閭」，何休的「雅有心思」，服虔的「以清苦建志」，許慎的「性淳篤」，等等，都表現出了做人的規範。這是一種人格的力量；而當這種人格的力量通過講學、從政廣泛地發揮作用時，便會影響到一個時代的社會風氣。范曄史識的高明之處，是他一方面看到了東漢經學發展中的弊端，一方面又指出了經學發展對社會的影響。他認為，東漢經學的發達，包含有兩個突出的缺陷。一是死守門戶之見：「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二是陷於迂腐刻板：「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這兩個弊端，其實是互為因果，其發展到極點，便是東漢經學的末路。對此，歷代學人多有批評。

  第五，類傳史論的特色。《後漢書》的其他類傳如黨錮、循吏、酷吏、文苑、獨行、逸民、列女以及「六夷」等傳的序、論，如范曄所說，都寫得「筆勢縱放」，頗多精彩之處。《循吏列傳》序概述了東漢一朝循吏簡史，認為光武時期與章帝、和帝以後，是循吏輩出、屢屢不絕的兩個時期。而循吏的特點是「仁義篤誠，使人不欺」，「可以感物而行化」，做到「明發奸伏，吏端禁止」，「移變邊俗」，等等。范曄著重指出了循吏的出現，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最高統治者的政治風範，故序文用了近一半的篇幅稱讚光武帝的「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他充分肯定了這種垂範作用對於循吏政治的重要影響。《循吏列傳》後贊進而指出了循吏政治的社會作用是：「推忠以及，眾瘼自蠲。一夫得情，千室鳴弦。」作為史學家，范曄對循吏表示出「懷我風愛，永載遺賢」的崇敬之意，表達了他的一種社會理想。同循吏相對的是酷吏。《酷吏列傳》的序、贊表明範曄對酷吏政治的樸素辯證認識。他一方面認為酷吏的出現是政治統治中不可避免的，酷吏的特點是「肆情剛烈，成其不橈之威」。他們敢於「揣挫強執，摧勒公卿」的執法精神「亦為壯也」，故能「厭快眾憤」。但畢竟手段嚴酷，「末暴雖勝，崇本或略」。這個評價自然不如對循吏的稱頌，但范曄也沒有完全否定酷吏的作用，認為前者是本，後者是末，這是為政之中的本末關係。

  《後漢書·宦者列傳》序，也可視為一篇宦官小史，而以論東漢為詳。從歷史上看，范曄認為，宦人中「其能者」可有功於國，「其敝也」則為國之禍。西漢時的宦人，「勤心納忠，有所補益」者有之，「以佞險自進」、「損穢帝德」者有之。東漢時期，宦官權重，以至於「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漢之綱紀大亂矣」。范曄在後論中還分析了宦人的權力是歷朝歷代逐漸滋長起來的，其危害終於發展到「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為墟」的地步，「今跡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應當說，這是一篇極為深刻的宦官參與政事的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但歷代皇朝體制又決定了它無法割去自身肌體上的這個贅瘤，以致一再重複宦人掌權而造成「綱紀大亂」、「社稷為墟」的政治悲劇。《後漢書·儒林列傳》的序與論，是范曄史論之佳作中的突出者，歷來為論者所重，已如上述。以上《循吏》、《酷吏》、《宦者》、《儒林》四傳的序、論，都反映了范曄對政治統治、國家興衰的關注，反映了他的積極的、進步的社會歷史觀和歷史人物評價標準。范曄對於歷史人物的看法是取兼容態度的，並不持偏激之見。他推崇忠義、進取的人生，但也承認「性尚分流，為否異適」[60]的歷史現象，故作《獨行列傳》。他的這個認識，在《後漢書·逸民列傳》序中闡述得十分明確，他認為，種種隱逸之人「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可見他對於社會中之所以會出現「逸民」，以及「逸民」的不同心理與目的，是很理解的。同時，他也指出政治狀況、「帝德」的盛衰，直接影響到「逸民」的多寡去留；他希望的是一種「舉逸民天下歸心」的社會局面。《後漢書》「六夷」傳的序、論，分別論述周邊各民族、各地區同三代、秦漢的關係，而尤著意其與東漢聯繫的密切。他寫道：「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絕，故國俗風土，可得略記。東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雲。」[61]儘管范曄於「六夷」傳的序論及傳文中，對各族仍難免有不恰當的評論，然上引這段話所確定的基本看法，反映出了他對各族關係的認識，可以說是繼承了司馬遷的思想傳統。《後漢書·循吏列傳》以下各傳諸序、論，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縱向論歷史演變，橫向評得失利害，以陳述史事為目的，以總結經驗為歸宿，有吞吐古今之志，無矯揉造作之意，此即其「筆勢縱放」之由來。

  范曄的史論，言深意遠，用詞典雅，筆勢縱放，在史學上是不多見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注史之風極盛。范曄《後漢書》行世後約五六十年，南朝梁人劉昭即為其作注。昭伯父彤曾集眾家晉史注干寶《晉紀》，可見劉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書」，本有家學影響。劉昭惜《後漢書》諸志未成，又據范曄「遺書自序，應遍作諸志」的計劃，乃移司馬彪《續漢書》志「注以補之」，合為130卷[62]，「世稱博悉」[63]。但二書仍系單行，直至宋真宗乾興元年（1022）以後，范書馬志方合刻行世，流傳至今，成為《二十四史》中的優秀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