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正史」撰述的發展

  一、撰寫皇朝史的高潮

  自《史記》奠定了紀傳體史書的基礎，《漢書》開皇朝史撰述的先聲，繼而又有《東觀漢記》和《漢紀》的行世，於是後世史家極重皇朝史的撰寫。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封建政權的割據和頻繁更迭，出現了大批的皇朝，雖興替匆匆，然皆各修其史。這是這一時期史家撰寫皇朝史出現高潮之史學上的和歷史上的原因。這個高潮的具體表現就是上文所說到的「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所謂「正史」，《隋書·經籍志》一般僅限於《史記》和歷代紀傳體皇朝史範圍；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則自《史記》、《漢書》以下，不論紀傳、編年，凡記一代皇朝之史，皆稱「正史」。此處為敘述方便，取《史通》之意，但以「皇朝史」作為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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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東漢史撰述。經東漢數代史家努力撰寫的《東觀漢記》，是東漢史的最早撰述，但它是一部沒有最終完成的著作。三國以下，撰東漢史者，史家蜂起。在吳，有謝承《後漢書》130卷；在晉，有薛瑩《後漢記》100卷，司馬彪《續漢書》83卷，華嶠《漢後書》97卷，謝沉《後漢書》120卷，張瑩《後漢南記》55卷，袁山松《後漢書》100卷；在南朝，有宋劉義慶《後漢書》58卷、范曄《後漢書》90卷（今本有10篇子卷，合100卷），有梁蕭子顯《後漢書》100卷。這11種是紀傳體東漢史。還有兩種編年體東漢史，一是晉袁宏《後漢紀》30卷，一是晉張璠《後漢紀》30卷。以上13種東漢史，大多遺佚，今存的只有范曄《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中的八志30卷和袁宏《後漢紀》。清人姚之駰、孫志祖、王謨、章宗源、黃奭、汪文台、王仁俊等致力於已亡諸家東漢史的輯佚工作，以汪文台《七家後漢書》輯本最有價值。[7]今人西北大學周天游在前人的基礎上，再做爬梳，重加整理，撰成《八家後漢書輯注》，於「七家」之外增補張瑩《後漢南記》一家，書末附錄八家後漢書著者傳略、歷代著錄、評論、諸家輯本序跋及索引，頗可參考。[8]

  關於三國史撰述。最早當是三國史家所撰之本國史，在魏，有魚豢《魏略》50卷；在蜀，有王崇《蜀書》；在吳，有韋昭《吳書》55卷（紀傳體）。其後，有晉朝史家所撰各國史，其中魏史有王沉《魏書》44卷（紀傳體）、孫盛《魏氏春秋》20卷（編年體）、陰澹《魏紀》12卷（編年體）、孔衍《漢魏春秋》9卷（編年體）、梁祚《魏國統》20卷；蜀史有王隱《蜀記》7卷、譙周《蜀本紀》、習鑿齒《漢晉陽秋》；吳史有張勃《吳錄》30卷、環濟《吳紀》9卷。而以三國為一史者，則有晉陳壽《三國志》。以上，共14種。自《三國志》出，諸家三國史盡廢，以致散佚無存。南朝宋人裴松之兼采眾書，作《三國志注》，保存了豐富的三國史事，為世所重，乃與本書共存，流傳至今。

  關於晉史撰述。魏晉南北朝時期，所謂「一代之史，至數十家」者，以晉史撰述為最。今可考者，共有23種，出於晉人所撰12種，出於南朝宋、齊、梁三朝史家所撰11種。其中紀傳體12種，它們是：晉王隱《晉書》93卷、虞預《晉書》44卷、朱鳳《晉書》14卷、謝沉《晉書》（卷帙不詳）、何法盛《晉中興書》78卷、謝靈運《晉書》36卷，齊臧榮緒《晉書》110卷，梁蕭子云《晉書》102卷、蕭子顯《晉史草》30卷、鄭忠《晉書》7卷、沈約《晉書》111卷、庾銑《東晉新書》7卷。另外11種是編年體，它們是：晉陸機《晉紀》4卷、干寶《晉紀》23卷、曹嘉之《晉紀》10卷、習鑿齒《漢晉春秋》47卷、鄧粲《晉紀》11卷、孫盛《晉陽秋》32卷，宋劉謙之《晉紀》23卷、王韶之《晉紀》10卷、徐廣《晉紀》45卷、檀道鸞《續晉陽秋》20卷、郭季產《續晉紀》5卷。上述23種晉史存在兩個明顯的問題：一是其中有些屬於未完成稿，如謝靈運、蕭子顯、沈約、庾銑等所撰；二是其中絕大多數所記皆非晉代全史，或只記西晉，或僅述東晉，或兼記兩晉而又不及其終。臧榮緒《晉書》是比較完整的晉史，但又未能包含與東晉並存的十六國史。其後，唐初重修《晉書》而諸家晉史皆廢而不傳，這同它們本身存在的缺陷是相關的。清人湯球、黃奭致力於已亡諸晉史的輯佚工作，頗有成績。今有南開大學喬治忠采湯、黃二人所輯佚文中之編年體部分，合為《眾家編年體晉史》一冊，並作校注，刊行於世，足可參考。[9]

  關於十六國史撰述。《隋書·經籍志》史部「霸史」篇後序說：「自晉永嘉之亂，皇綱失馭，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眾。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竊號，然其君臣忠義之節，經國字民之務，蓋亦勤矣。而當時臣子，亦各記錄。」這裡主要就是指十六國史撰述。唐初史家從正統觀念出發，認為十六國君主「推奉正朔」、「假名竊號」，故將其史列為「霸史」。然其餘諸語，所論還是中肯的。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仍以十六國史入「正史」，這是他的卓識。從今天的觀點來看，十六國史撰述，無疑當是這個歷史時期的「正史」撰述的一部分。十六國史多數是當時人及北朝人所作，少數為東晉南朝人所撰，清代及近人所考，大致相近，今列下表[10]，以明其梗概：

  （續表）

  關於北朝史撰述。北朝歷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五朝，其關於這一時期的歷史撰述，經歷了坎坷的道路，故修史之風不及南朝為盛。北魏初年，鄧淵等受命著《國記》，得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乃中輟。太武帝拓跋燾時，命崔浩（？—450）等撰成《國書》30卷。後又命崔浩、高允、張偉等「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總焉」。崔浩應是北魏史撰述的創始人。他接受著作令史閔湛、郄標的建議，以《國書》刊石寫之，以示行路，從而因「盡述國事，備而不典」獲罪，於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受誅；「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崔浩監秘書事，故「其秘書郎吏已下盡死」，「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12]。這就是後史常說到的「崔浩國史案」。孝文帝時，乃命李彪、崔光等撰紀傳體北魏史而未果。史稱：「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13]以後，北魏皇朝關於本朝史的撰述便無太大舉動。直至北齊天保時，魏收等撰成紀傳體《魏書》130卷，才有比較完整的北魏史問世，並流傳至今。這個時期的北朝史撰述，還有北齊崔子發撰寫的編年體《齊紀》30卷，已佚。這同當時的南朝史撰述比起來，實在顯得過分寥落。這也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皇朝史撰述高潮中的一個例外。

  這個時期，同皇朝史撰述相關聯的，還有歷朝起居注的撰寫。《隋書·經籍志》史部起居注類小序說：「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行動止之事。」它萌發於兩漢而盛行於兩晉南北朝。《隋書·經籍志》著錄的44部起居注有41部是兩晉南北朝所出。其中，《晉起居注》多達317卷（原註：梁有322卷），《後魏起居注》為336卷。由於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自是撰述皇朝史的重要依據之一。隋唐以後，「實錄」為盛，起居注的重要性就減弱了。從這個意義上說，起居注的盛行，也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皇朝史撰述高潮的一部分。儘管它們都已散佚，但它們在史學發展上的作用是應當肯定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撰述皇朝史的高潮，一方面表明史學在封建社會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作用更加重要了；另一方面也表明史學所反映出來的歷史文化傳統，即使在分裂割據時期，仍然是聯結人們思想的紐帶，不論是人們對於《史記》、《漢書》的推崇，還是對於《春秋》、《左傳》和《漢紀》的仰慕，都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