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史學多途發展的面貌

  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發展的總的特點，是史學的多途發展。其具體的表現是史風大盛，史家輩出，史書數量劇增而種類繁多。這是秦漢時期的史學所不能比擬的。

  史風之盛和史家輩出，一方面是這時期各個皇朝對修史的重視，史官制度有相應的發展，造就了眾多的史家；另一方面是這時期歷史的急劇變動，使私家撰史蔚為風氣，自也湧現出一批「在野」的史家。《隋書·經籍志》史部後序說：「屍素之儔，盱衡延閣之上，立言之士，揮翰蓬茨之下。」[1]可見，在史官任非其才時，這種「在野」史家的地位就更為突出了。

  劉知幾《史通·史官建置》篇在講到魏晉南朝史官建置時說：「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為秘書監，而仍領著作郎者。」當時的大著作、佐著作郎或著作佐郎，都是「專掌史任」的。他舉出曹魏、西晉的華嶠、陳壽、陸機、束晳，東晉的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南朝宋的徐爰、蘇寶生，南朝梁的沈約、裴子野等，都是「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也」。齊、梁、陳三朝又設修史學士，劉陟、謝昊、顧野王、許善心等，都任此職。劉知幾以魏晉南朝為考察的主線索，但也論到三國時蜀、吳二國及十六國的史官建置。他論北朝及隋史官，於北魏提到崔浩、高閭；於北齊、北周、隋則謂「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虬之獨步關右，王劭、魏澹展效於開皇之朝，諸葛穎、劉炫宣功於大業之世，亦各一時也」[2]。這只是舉其大概，實際情況尚不止於此。至於私家撰史而成績突出者，如魏之魚豢、西晉之王銓、南朝齊之臧榮緒、南朝梁之吳均、北魏之崔鴻等皆是。

  魏晉南北朝時期史書數量的劇增和種類的繁多，可以從《隋書·經籍志》同《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史書的比較中得其大體。《漢書·藝文志》撰成於1世紀末，它以史書附於《春秋》家之後，凡12種，552篇。《隋書·經籍志》撰成於唐高宗顯慶元年（656），上距班固去世之年（92）凡564年。其中，前120餘年是為東漢，後60餘年是為隋與唐初，中間370年左右是為魏晉南北朝。《隋書·經籍志》以四部分類，其史部後序稱：「班固以《史記》附《春秋》，今開其事類，凡十三種，別為史部。」它繼承了前人的四部分類法，而在對史書的內容區分上又比阮孝緒《七錄》不僅多出一種，而且更加嚴謹。這13種史書是：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總共817部，13264卷；通計亡書，合874部，16558卷[3]。這些書，除極少數是東漢、隋朝的史家所撰外，絕大部分產生於魏晉南北朝時期。它們約占《隋書·經籍志》所錄四部書種數的五分之一弱，卷數的三分之一強。

  總之，可以這樣認為：中國史學從興起以後，曾一度附屬於經學；司馬遷倡導「成一家之言」，對強調和提高史學家的自覺意識有很大的積極作用；而史學之真正成為泱泱大國，則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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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期史學的多途發展，集中表現出史學家對史學內容認識的開闊和撰述的熱忱。如：於「正史」，自西晉以下，「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於雜史，自東漢末年，「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眾」。於雜傳，自曹魏始，「因其事類，相繼而作者甚眾，名目轉廣」。於譜系，「晉世，摯虞作《族姓昭穆記》十卷，齊、梁之間，其書轉廣」，等等。這些都是「史官之事」或「史之職也」[4]。

  綜觀劉知幾《史通》的《六家》、《雜述》、《古今正史》等篇，亦可說明這一時期史學的多途發展。其《雜述》篇云：「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5]他說的「近古」，指的是兩漢魏晉南北朝；從其所舉之書來看，則主要出自魏晉南北朝。劉知幾把「史氏流別」概括為10種：

  一曰「偏紀」，如王韶之《晉安帝紀》、姚最《梁昭後略》，是「權記當時，不終一代」。

  二曰「小錄」，如戴逵《竹林七賢論》、王粲《漢末英雄記》、蕭世誠（梁元帝）《懷舊志》、盧思道《知己傳》，是「獨舉所知，編為短部」。

  三曰「逸事」，如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是補國史之遺逸。

  四曰「瑣言」，如劉義慶《世說新語》、裴啟《語林》、孔思尚《宋齊語錄》、陽玠松《談藪》，此乃「街談巷議，時有可觀」。

  五曰「郡書」，如周斐《汝南先賢傳》、陳壽《益部耆舊傳》、虞預《會稽典錄》，記「人物所生，載光郡國」。

  六曰「家史」，如殷敬《殷氏家傳》、《孫氏譜記》（無撰人名）、陸景獻《吳郡陸氏宗系譜》，記「高門華胄，奕世載德」。

  七曰「別傳」，如趙采《忠臣傳》、徐廣《孝子傳》，記「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者。

  八曰「雜記」，如祖台之《志怪》、干寶《搜神記》、劉義慶《幽明錄》、劉敬叔《異苑》，這是「求其怪物，有廣異聞」。

  九曰「地理書」，如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山水記》，記一方之物產、風俗。

  十曰「都邑簿」，潘岳《關中記》、陸機《洛陽記》、《建康宮殿》（撰人無考），此記「帝王桑梓」，「書其軌則」，「龜鏡將來」。

  在這10類「史之流別」中，劉知幾共列舉40種書作為論證之例，上面舉出的32種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作品。這是從一個重要的方面反映出此時史學的多途發展的生動面貌。

  此外，南朝梁太子蕭統編纂《文選》，專立「史論」一目。其序稱：「至於記事之史，系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6]《文選·史論》除收班固《漢書·公孫弘傳·贊》一首外，其餘所收錄者則為干寶、范曄、沈約等之論贊。《文選》是詩文總集，但「史論」以專題出現，這還是第一次，說明史論在這個時期也有了相當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在史注方面，也湧現出一批名家，如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裴駰《史記集解》、晉灼《漢書集注》、臣瓚《漢書音義》、裴松之《三國志注》、劉昭《後漢書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其自注者如羊衒之《洛陽伽藍記》，亦頗知名。史論和史注的受到重視，亦為此時史學之多途發展的兩個重要方面。

  總之，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視野開闊，撰述多途，除記一代皇朝之史外，在民族史、地方史、家族史、人物傳、域外史、史論、史注等許多方面，都有豐碩的成果，顯示出史學多途發展的盎然生機。而南朝梁人劉勰撰《文心雕龍》，其《史傳》篇是討論史學發展的專文，預示了史學工作即將進入一個更加自覺的歷史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