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朝意識和正宗思想

  這是班固在歷史觀上兩個突出的特點。這同他所處的時代有關，與此相聯繫的是同他的家學傳襲有關。

  班固所處的時代，從歷史發展的長時段來看，跟司馬遷所處的時代在總的趨勢上是相同的，即大一統的封建王朝還處在鞏固和發展的時期，封建社會還處在上升時期。但若從具體的歷史條件來看，班固又與司馬遷有所不同，這主要表現在：第一，班固接近於王莽代漢、新莽末年農民起義和社會變動以及東漢皇朝的建立這些重大歷史轉折，漢皇朝的長治久安的神話近乎破滅。只是因為偶然性在歷史發展中所起的作用，使劉氏宗室劉秀在這個社會變動中重建了漢皇朝，這種神話便又得到了存在的根據。這對當時的思想界自有很大的影響。第二，班固撰《漢書》期間，即漢章帝建初四年（79），章帝詔命「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章帝「親稱制臨決」，並令當時擔任玄武司馬之職的班固「撰集其事」，為《白虎議奏》（亦稱《白虎通德論》，後人稱《白虎通》）。[107]這是繼西漢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上親稱制臨決」[108]之後，又一次「欲使諸儒共正經義」、統一思想的活動，而且由皇帝本人出面裁決，使討論的結果具有欽定的即最高權威的性質。《白虎議奏》標誌著東漢經學與神學的結合，而從西漢末年以來流行的讖諱迷信思想亦得到皇家正式承認而法典化。班固作為撰集者，足見其在此事中所處地位的重要。班固受家學傳襲的影響，主要是其父班彪所撰的《王命論》，他在《漢書·敘傳》中收錄了此文，證明他對此文是非常重視的。班固後來作的《典引篇》，可以看作是《王命論》的續篇。

  

  班固的正宗思想跟他的皇朝意識有密切的聯繫，其主要表現，一是對「天命」的著力渲染，一是對歷史聯繫採取迴避態度，二者形成鮮明的對照。班彪20歲那年，恰值王莽之敗，東漢光武帝劉秀即位於冀州。他針對隗囂「縱橫之事復起於今」的說法，著《王命論》申言：「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這是說劉邦和劉秀都是因得「天命」而致帝位的。這個思想成了班固反覆闡說的主旨。認為漢高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應天順民」，「龔行天罰」[111]，其定都長安，是「天人合應，以發皇明」；認為「王莽作逆」之時，「下民號而上愬，上帝懷而降鑒，致命於聖皇」[112]。「聖皇」即光武帝，也是「受命於天」的。班固《典引篇》進而論道：「天乃歸功元首，以授漢劉」；「高（祖）、光（武）二聖」，「以膺當天之正統」；「匪堯不興」，「匪漢不弘」。這都是在「論證」天命、唐堯、漢劉的相承關係。與此相聯繫的是，班固在《漢書》的《天文志》、《五行志》等篇中，還有許多關於「天人感應」的論說。要之，班固的正宗思想，是著力說明漢皇朝得「天之正統」，進而說明皇權和神權的一致性。這是把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的神學思想歷史化了，不獨為當時統治者所需要，而且為以後歷代封建統治者所推崇，並對史學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魏晉以降，「《漢書》學」成為史學中的顯學，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班固的這種正宗思想，使他在歷史編纂上對於歷史的聯繫不得不採取迴避的態度。他對新莽政權歷史的處理，就是一個明顯的表現。再一個突出的例證，是在許多論述中不承認秦皇朝的歷史功績，在具體的歷史表述上淡化項羽的歷史作用，以貫徹「漢紹堯運」的主旨。在這裡，史家思想同客觀歷史的矛盾，通史與皇朝史在編纂上的差異，都暴露得清清楚楚。班彪、班固父子都批評《史記》「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113]。這個批評，恰恰是從又一個方面反映出他們的正宗思想，以及《漢書》同《史記》在社會思想上的異趣。

  儘管如此，由於《漢書》創造了反映一代皇朝史事的歷史撰述形式，使之「上下洽通、詳而有體」，由於班固的自覺的皇朝意識和鮮明的正宗思想反映了封建王朝統治者的政治需要，班固《漢書》乃成為歷代紀傳體皇朝史的楷模，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史學的骨幹——「正史」格局形成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