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上下洽通，詳而有體」

  《漢書》不僅在內容上「包舉一代」，而且在體例上也有新的創造，從而擴大了記事的範圍，使客觀歷史有可能得到更多方面、更多層次的反映。班固說他撰《漢書》是「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就是要使這種反映具有一種恢宏的氣象。而《漢書》無疑是達到了這個目標的。後代史家范曄評論《漢書》說：「若［班］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103]班固作史，不以主觀好惡而抑揚、進退，內容豐富而不冗雜，記事詳盡而且得體，使人讀來興致盎然而無倦怠之感。這是從史家書法、歷史內容、史書體例和文字表述上對《漢書》的高度評價。班固說的「上下洽通」和范曄說的「詳而有體」，概括了《漢書》在歷史撰述上的特色和成就。

  「上下洽通」，這是在內容上和思想上的要求；「詳而有體」，這是在材料處理和表現形式方面的要求。這兩者是互相依存、相得益彰的：「上下洽通」只有通過「詳而有體」才能表現出來，「詳而有體」如果離開了「上下洽通」也就成了空話。《漢書》二者兼得，故成為一代傑作。

  上文引劉知幾評論《漢書》，說它「究西都（西都，指長安，這裡是代指西漢——引者）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又說它「言皆精練，事甚該密」。這是極概括的說法。具體說來，《漢書》在「上下洽通、詳而有體」方面的成就，一是反映在全書內容的貫通和博洽及其外部表現形式上，一是反映在全書各部分內容之相互關係的邏輯思想上。

  《漢書》在內容上的貫通和博洽以及與之相應的體例，在紀、表、志、傳中均有反映，而以表、志最為突出。作為皇朝史，《漢書》紀、傳在反映歷史聯繫上，也存在承上啟下的問題。《高帝紀·贊》反覆引證前人的話，用以證明「漢承堯運，德祚已盛」即所謂「得天統矣」，這顯然是為了說明承其上之所由來。而《平帝紀·贊》所說「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這是一方面指出「政自莽出」，一方面指出王莽無法文飾「變異」與「民怨」，下啟漢代中興之所由來。不過，「政自莽出」局面的形成，尤其是十幾年王莽新朝政權的存在，卻是帝紀中無法表述的。班固是藉助於傳來彌補的。《漢書》除《敘傳》以外的最後三篇傳，反映出作者在這個問題上的深思熟慮。它們是《外戚傳》、《元後傳》和《王莽傳》，這是有內在聯繫的三篇傳記。王莽以外戚身份終於「篡漢」，這在漢皇朝歷史上自然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所以班固寫了一篇很長的《外戚傳》，「序自漢興，終於孝平」，指出：「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但只有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後四人「保位全家」；另有三人因「夭折不辜」，故其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而「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班固最後說：「鑒茲行事，變亦備矣。」做這種考察，講這樣的話，都是寓有深意的。《元後傳》是班彪所撰，班固置於《外戚傳》與《王莽傳》之間，是因元帝皇后王氏系王莽之姑，她經曆元、成、哀、平四世「為天下母」，六十餘年中，王家勢力膨脹，「五將十侯，卒成新都」；她雖以「漢家老寡婦」自居，不願以國璽授王莽，但又無力挽回現狀。班氏父子把她看作是這個重大轉變中的悲劇人物。《王莽傳》是全書中篇帙最大的傳記，但它實則是紀的體例，開始用漢紀年，而後用新莽紀年，以此表述兩漢之際的一段歷史；其後論指出：「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聖王之驅除云爾！」這就交代了「光武中興」之所由來。班固在如何表述西漢歷史之承上啟下問題上，可謂用心良苦。這在班固看來，當是「上下洽通」的一個重要方面。

  《漢書》表、志所顯示的貫通與博洽及其表現形式比紀、傳更為突出，也是《漢書》成就最大之處。如《漢書》八表對《史記》有關漢代諸表既有繼承，又有許多發展。其新創之《外戚恩澤侯表》，是《外戚傳》的姊妹篇，它揭示西漢諸後家援引古例而獲封侯，以致勢力「漸廣博矣」，從而違背漢初「無功不侯」的法度，造成外戚在西漢皇朝政治生活中的非常作用。其所增《百官公卿表》，同《史記》的《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有很大不同，是職官制度與職官年表的合璧，也屬於《漢書》的新創；其中官制部分，開後代「正史」百官志或職官志的先河。《漢書》還首創《古今人表》，所列人物，按時代先後和九個等級入表，上起伏羲，下至陳勝、吳廣，以接漢代人物。班固認為，凡「著在篇籍」的人物，都「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所以他乃「究極經傳，繼世相次，總備古今之略要」[104]。顯然，班固意在以此彌補皇朝史的局限，而所以以人為表者，目的在於「顯善昭惡，勸戒後人」，這從「九等之序」看得十分清楚。這表篇帙不大，但非「究極經傳」而不可得，足見班固用力之勤，博洽之功。故清代大史學評論家章學誠盛讚此表，說它是「大有關係之作，史家必當奉為不祧之宗」[105]。又如《漢書》十志，包含律歷、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它們對《史記》八書有繼承，有許多發展和新的創造。其中，刑法、五行、地理、藝文諸志為《漢書》所創。《刑法志》意在說明「刑罰不可廢於國」，反映出西漢皇朝統治不斷加強國家職能的進程。《五行志》是十志中分量最重的，它以大量篇幅記載天象、吉凶，以證「天人之道」；但它也記載了許多有意義的自然現象，具有科學史的價值。《地理志》記述了大一統國家的疆域規模和地理沿革，其序云：「先王之跡既遠，地名又數改易，是以採獲舊聞，考跡《詩》、《書》，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這是班固的力作之一。《藝文志》是學術史的專篇，記載了漢皇朝對歷史文獻的搜集、整理、校勘、研究的成果以及漢代學者在撰述上的成就，反映出秦、漢兩個封建統一皇朝在意識形態領域所採取的不同的政策及其不同的後果。這是班固吸收前人劉向、劉歆成果而作，但他把它寫入反映皇朝歷史的史書，不啻為歷史撰述上的卓識。所有這些，對後代「正史」的發展都有深遠的影響。《漢書》十志中不少是貫通古今的，如刑法、食貨、地理、溝洫、藝文五志，是涉及封建國家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等領域的，都貫通古今；其他如郊祀、五行二志，亦如此。它們不僅多為後史所仿效，有的還是專史發展的濫觴。

  《漢書》各部分內容之相互關係的邏輯結構，是在更高的層次上顯示出它的「上下洽通、詳而有體」。班固在《漢書·敘傳》的結末時寫道：「凡《漢書》，敘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唯學林。」[106]這一段話，概括地反映了《漢書》的主要內容和邏輯思想。大致說來，這個邏輯思想是：以皇帝、百官、侯王及有關政治設施為中心，以天地、陰陽變化為準繩，以地域、經濟生活、人事為依託，以《六經》為綱統率百家學術以備典籍文章。這個邏輯思想反映出班固對於歷史的考察和表述，有一個自成體系的看法；儘管這個看法跟客觀歷史的邏輯還存在很大的距離，但它畢竟從較高的層次上顯示出班固「上下洽通」的撰述思想和「詳而有體」的表述形式。上引最後幾句話還顯示了班固對《漢書》的社會作用和史學價值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