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漢書》——「正史」格局的形成

  一、班固和第一部宏偉的皇朝史

  自西漢宣帝時《史記》面世後，乃漸次受到人們的重視，除元帝、成帝年間有褚少孫補寫《史記》缺篇外，西漢、東漢之際，續作者蜂起，以補《史記》所記武帝太初以後史事。他們是劉向、劉歆、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見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由此亦可見《史記》作為中國史學之奠基石的重要地位。

  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班彪也「繼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太史公書》「後篇」數十篇[98]，是眾多《史記》續作中最有成績的。其子班固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開始撰述《漢書》的。班彪「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而又「家有賜書，內足於財」[99]，這是他能夠撰《太史公書》後篇的條件。他在所撰後篇的「略論」中，簡述了史學的歷史，從思想、文獻處理和體例、文字表述等方面評論了《史記》，最後寫道：「今此《後篇》，慎核其事，整齊其文，不列世家，唯紀、傳而已。」建武三十年（54），班彪卒於官，其所撰「後篇」亦成未竟之稿。前述班彪的《王命論》以及這篇「略論」，也就是班固撰述《漢書》的基本的指導思想。

  班固（32—92），字孟堅，東漢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後史稱他「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這跟他有良好的家學傳統是分不開的。父死，乃歸鄉里，「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後有人上書明帝，告他「私改作國史」，乃被系京兆獄。其弟班超詣闕上書，為之申辯。明帝亦得班固所撰史草，重其才，任命他為蘭台令史，與陳宗、尹敏、孟異共撰成《世祖本紀》。永平五年（62），任校書郎，典校皇家藏書。此時，他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等有關新莽末年、東漢初年史事，凡列傳、載記28篇。其自謂「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為業」。當指此而言。於是，明帝乃命其「終成前所著書」。班固撰寫《漢書》的事業由此正式被皇家認可，積二十餘年，至章帝建初年間，大致完成全書。

  《漢書》在編撰上有三個特點：

  第一，以西漢皇朝興衰為斷限，突出了皇朝史的地位。班固和他的父親班彪，以五德終始說為依據，反覆申言「劉氏承堯之祚」，「唐據火德，而漢紹之」，「漢紹堯運，以建帝業」。這種思想，在政治上都是為了突出劉漢皇朝的歷史地位。但班彪撰《太史公書》後篇時，意在續司馬遷書，似無另行斷限之意。而在班固這裡，尊漢思想在歷史撰述上便具體化了。他明確表明不贊成司馬遷用寫通史的辦法，把漢皇朝的歷史「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他要仿效「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使漢史具有獨立的地位，流傳後世。因此，《漢書》的斷限，「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包括西漢一代史事；新莽的出現，只是「遭漢中微」的一個歷史插曲，同秦朝一樣，「同歸殊途」。班固以「書」名漢史，顯然是有仿效《尚書》之意；他希望《漢書》對於漢朝來說，也是一種「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的關係。這是秦漢大一統以來，皇朝意識不斷增強在歷史撰述上的突出的反映。

  第二，撰述重點為武帝太初以後史事。班彪「略論」說：「［司馬］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他撰「後篇」，就是補寫武帝以後史事。班固《漢書·敘傳》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從漢朝建立至武帝太初，約百年的史事，班固認為《史記》所言「詳矣」，這跟上引班彪語是一致的。可見，班氏父子都是把撰述的重點放在武帝以後的史事方面。具體說來，《漢書》續作了武帝太初以後約130年的史事，這是班氏父子的貢獻，而尤其是班固的貢獻。班固的貢獻還在於，他對《史記》所記武帝太初以前的漢史也有所補充、調整，說明他對《史記》的漢史部分並不是簡單地移用，而是按照《漢書》的統一要求進行處理的。

  第三，內容恢宏，結構嚴謹。班固自謂，他對高帝、惠帝、高后（即呂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12世230年歷史，「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這幾句話，概括了《漢書》的內容、結構和思想。在內容上，它包含了西漢皇朝的全部史事，首尾完整，始末清晰。在結構上，它分紀、表、志、傳四個部分，不再另立世家。紀、表，敘歷史大事和歷史進程；志，述典章制度；傳，寫各種人物兼及少數民族的歷史。所謂「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這12個字很有分量，反映了班固在撰述上的思想和要求。顏師古注謂：「固所撰諸表序及志，經典之義在於是也。」這是很有見地的。不過，班固的上述思想和要求，並不僅見於諸表序及志，而是貫穿於全書之中。《漢書》12紀、8表、10志、70傳，凡百篇。後人作注時，因感有的篇帙過大，乃析為子篇，故今存《漢書》120卷，實系百篇之數析出。[100]

  和帝永元初，班固與大將軍竇憲關係密切。永元四年（92），竇憲失勢，班固受到牽連，免官，被系入獄，死獄中，時年61歲。而所撰《漢書》，尚有八表與《天文志》未及終篇。其妹班昭（即曹大家）「博學高才」，和帝命她「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101]，又命其同郡人馬續「繼昭成之」。可見，《漢書》——中國史學上第一部宏偉的皇朝史——的最後成書，已是漢和帝永元年間了，上距班彪撰《太史公書》後篇已歷四五十年之久。

  唐代史學評論家劉知幾評論《漢書》說：「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102]自司馬遷撰紀傳體通史，至班固的「包舉一代，撰成一書」，即從《史記》到《漢書》這兩部反映大一統政治局面的歷史巨著的問世，中國封建王朝歷史撰述的主要形式即「正史」的格局從此確立下來。劉知幾說的「自爾迄今，無改斯道」，不僅是對前六百餘年的史學的總結，也是對後千餘年的史學的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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