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司馬遷的史學思想

  司馬遷作為中國古代史學的奠基者，不僅在於他具有深刻的歷史思想，還在於他具有豐富的史學思想。

  司馬遷的史學思想之突出的地方，首先，是他的史學發展意識。所謂史學發展意識，它不只是涉及有關史學的某些方面的認識，而且極為看重史學是史學家們不應為之中斷的、具有連續性的神聖事業。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鄭重地寫道：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93]

  「小子何敢讓焉」，這是把「紹明世」、「繼《春秋》」的工作同周公、孔子的事業聯繫起來，還有什麼比這更重要的呢？在司馬遷看來，「《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可見，所謂「繼《春秋》」，確乎是神聖的事業。司馬遷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可謂鮮明而又強烈，是先秦時期史學中不曾有過的。司馬遷的史學發展意識，轉化為偉大的史學成果《史記》，作為「一家之言」卓然自立。司馬遷說的「成一家之言」，不僅僅是指《史記》說的，而且也是指「史家」說的。戰國時期有諸子百家而「史記放絕」，司馬遷要改變這種狀況，他要使歷史撰述也成為一「家」。這在史學發展上，是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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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他對史學的社會作用有深刻的認識。他指出：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94]

  這段話的大意是：現今的人們，認識古人的行事，目的是為了給自己做一面鏡子以為借鑑，而不必去完全模仿古人的做法。不同時期的帝王大凡都有各自的禮法制度及重要事務，歸根到底都是以獲得成功為總的目標，既不可把它們混同起來，更不可以把古今混同起來。這是對於史學之社會作用的極精闢的說明。歷史上人們的做法和經驗，不可照樣搬用；不同時期的人們都是根據自己所面臨的問題，為了獲得成功而各有不同的做法。人們之所以要考察和認識歷史，是為「自鏡」，為了有更多的借鑑，增添成功的因素。司馬遷一方面肯定歷史有「自鏡」的價值，另一方面又反對混同古今而模仿歷史。他既肯定了史學對於社會的積極作用，又反對把這種作用做庸俗化的理解。兩千多年前，司馬遷提出的這一認識，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社會意義。

  再次，司馬遷十分重視對歷史撰述宗旨的闡說，顯示出一位偉大史家的深刻和誠實。司馬遷撰寫《史記》的宗旨，可以用幾個不同的層次來說明。其最高的層次，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其中間的層次，是關於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個部分各自的總的撰述目標，如本紀是要說明「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表是要表明「並時異世，年差不明」的複雜的歷史事實，書是闡述典章制度的「承敝通變」，世家是表彰「輔拂股肱之臣」，列傳是寫社會各階層中那些「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人；其基礎的層次，是對《史記》全書130篇中每一篇都交代其撰述思想上的考慮。[95]這是一個十分嚴密的思想邏輯體系；同時，它也表明，司馬遷既能夠嚴肅地面對歷史，又能夠真摯地面向後人。司馬遷這樣明確而細緻地闡述自己的撰述宗旨，是《史記》得以成為一部偉大著作的原因之一，也是司馬遷在千百年之後仍能獲得眾多讀者理解和仰慕的原因之一。在這一點上，《漢書》從形式上模仿了《史記》，而思想境界上則未可企及。自《漢書》以後，這個傳統幾乎就沒有人再來繼承了。

  最後，司馬遷強調對於歷史文獻的認真辨析，提倡「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的治史態度。關於這一點，他在《史記·五帝本紀》後論中有十分明確的闡述，其文曰：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96]

  對於「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司馬遷是持審慎態度的，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從實地考察中發現，《五帝德》、《帝系姓》「其所表見皆不虛」。有了這樣的辨析、印證，他才「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由辨析、印證到抉擇，是很繁難的過程，他認為只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的人，才能夠懂得這些。司馬遷在《史記》中，有不少地方都反映出他的這一思想，如《三代世表》序寫道：

  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系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97]

  在這裡，前一段話里肯定孔子「疑則傳疑，蓋其慎也」的治學態度，後一段話里說他本人不據「年數」而作「世表」的緣由，而這兩段話的精神則是相通的。他如《匈奴列傳》後論、《大宛列傳》後論等，也從不同的方面反映出司馬遷的慎於辨析歷史文獻的思想。《史記》被後人譽為「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是同司馬遷的這一思想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