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歷史思想——關於天人關係和古今變化的理論

  司馬遷撰《史記》，是有明確的歷史思想做指導的。他在《報任安書》中，只用了幾句話就把這個指導思想做了概括，這就是：「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66]其中，「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即探究天人關係、疏通古今變化的主旨，集中地反映出司馬遷歷史哲學的精髓。

  在漢武帝時代，關於天人關係和古今關係，是思想界關注的大問題。經學大師公孫弘（公元前200—前121）認為，當時的詔書律令都能「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67]。漢武帝舉賢良冊問中也有「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的話，也是說的天人關係和古今關係；至於董仲舒的以賢良對策，則是闡述「天人之徵，古今之道」[68]的大文章，具有廣泛的影響。但他們所宣揚的是要「跡之於古，返之於天」，在歷史觀上是保守的、唯心的。司馬遷的歷史哲學是與此相對立的。

  司馬遷講的「究天人之際」，首先，強調天人相分，即認為天道與人事是不相干的。《伯夷列傳》就最明顯地反映了這個認識，他以伯夷、叔齊和顏淵為例，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說法進行批評，說：「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的人，「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反之，公正發憤的人「而遇災禍者，不可勝數也」。由此，司馬遷深沉地寫道：「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又如上文講到，司馬遷對項羽英雄一世但從不自察，臨死之前還一再說「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取嚴肅的批判態度，說是「豈不謬哉！」這都是不承認天道可以干預人事。這跟董仲舒宣揚的「天人感應」說是相對立的。其次，司馬遷對當時盛行的封禪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動的虛妄，予以深刻的揭露。他批評漢武帝：「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遍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由於天子的欲罷不能，所以「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眾，然其效可睹矣」[69]。這就大大毒害了社會風氣。「然其效可睹矣」這句話，是多麼強烈的諷刺！最後，司馬遷刻意寫出了人事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說，三十世家，是要寫出「輔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傳，是要寫出那些「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人們的活動。在中國史學發展上，這是第一次把人的活動放到如此重要的歷史位置上來看待。司馬遷的這一意識，在他寫秦漢史事時尤為突出。他評價陳勝說：「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70]他讚揚劉敬「脫挽輅一說」，獻定都關中之策，「建萬世之安」[71]。稱讚陳平在漢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後又在諸呂之亂中「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72]這是強調了智謀的作用。與此相關的是，他評論晁錯、主父偃在對待劉姓諸王問題上的得失時指出：「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73]認為：「君子用而小人退」，這是「國之將興」的徵兆，而「賢人隱，亂臣貴」則是「國之將亡」的跡象。進而指出：「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74]這是把如何用人看作是國家安危存亡之所系。他還指出：要使國家強盛太平，「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75]

  總的來看，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在主流上是傾向唯物的，這在當時的思想領域和政治領域都是進步的，在中國古代樸素的唯物史觀發展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當然，《史記》一書並沒有完全擺脫「天命」論的窠臼和「天人感應」說的影響。如他在講到劉邦建立漢皇朝時說：「豈非天命哉，豈非天命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76]又如他一方面指出「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77]，是不可憑信的。一方面又說日、月、孛星、雲、風的變化「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78]。這樣，就又把天道和人事扯到一起了。這是司馬遷在天人關係理論上的局限，但它在《史記》全書中並不占有支配的地位。

  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的思想具有豐富的內容。首先，他對歷史演進的過程提出了比較完整的看法。這個看法，從《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紀》至《高祖本紀》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際月表》的序目可以略見其大概，而從《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際月表》的四篇序中則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司馬遷對於歷史進程的把握。五帝、三代是兩個大的歷史時代[79]，但它們的歷史太久遠了，無法「論次其年月」，司馬遷「於是以《五帝系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80]。這是以「三代」統稱「五帝、三代之記」。接著《三代世表》的是《十二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訖孔子」，歷史特點是「挾王室之義，以討伐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也就是「諸侯專政」，「五霸更盛衰」[81]。再下面是《六國年表》，起周元王（公元前475）、訖秦二世（公元前207），「凡二百七十年」，歷史特點是「陪臣執政」，「海內爭於戰功」，「務在強兵並敵，謀詐用而縱橫短長之說起」[82]。《秦楚之際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七月，中經「西楚主伯，項籍始，為天下主命」（公元前206），至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後九月止，首尾八年。故司馬遷寫道：「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83]「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眾，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84]這四通表不僅在時間上首尾相銜，貫穿古今，而且它們的序文也都勾勒了各個歷史時代的特點，反映出司馬遷對於歷史進程的卓越見解。其次，是貫穿著歷史變化與歷史進化的觀點。司馬遷的歷史哲學不僅僅在於「通古今」，還要在「通古今」的基礎上闡述歷史的變化，以及從歷史變化中指出歷史的進化。他的這種見解，不僅在本紀和諸表中有明確的表述，而在「八書」中貫徹得尤為突出。《太史公自序》關於「八書」的序目說：「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認為禮本身就是適應古今形勢變化而制定的；「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考察自古以來樂的興廢；太公望、孫武子、吳起、王子成甫等對古代兵書《司馬法》「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併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這些，都是以貫通古今變化為撰述的主旨。《史記》「八書」雖有缺文，但從《曆書》、《天官書》、《封禪書》中，還是可以看出他的這個思想在具體撰述上的體現。在考察古今變化時，司馬遷是充分肯定歷史是在進化的。他在《六國年表》序中寫道：「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始終，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司馬遷在許多地方批評秦的苛法役民，但他從歷史進化的觀點出發，還是充分肯定秦朝在歷史上的重大作用。他還說：「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85]這是指出以古為鏡的必要和混同古今的不可取，也是在強調歷史的變化和進化。司馬遷肯定「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86]，稱讚蕭何「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87]，也都是基於他的這一歷史哲學的。最後，提出了「物盛則衰，時極而轉」的歷史命題。《太史公自序》在講到撰述「本紀」時，提出對於歷代帝王業績要「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詳察其何以終；於其極盛時看到它日漸衰落的跡象。這裡講的「見盛觀衰」，主要是指政治形勢說的。司馬遷通過對歷史上經濟現象的考察，又提出這樣的認識：「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弊興焉。……《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88]這是從教化、禮義和物質財富的關係提出了「物盛則衰，時極而轉」的命題。在《平準書》里，司馬遷還從當代社會所積累的巨大財富中看到了法制的破壞、社會矛盾的嚴重和世風的敗壞。於此，他並不奇怪：「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可見，司馬遷的「物盛則衰，時極而轉」的歷史命題，在他看來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要之，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的思想，包含著樸素的發展觀點和辯證觀點；這個樸素的辯證觀點不僅可以從「物盛則衰」、「見盛觀衰」看出來，更可以從「時極而轉」看出來。在司馬遷的歷史哲學中，歷史總在變化：要麼由盛變衰，要麼由衰轉盛。他就是用這樣的歷史哲學去觀察歷史，「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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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思想，是對先秦時期的「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89]這一思想的繼承、豐富和發展，而跟當代董仲舒宣揚的「王者有改制之名，亡（無）變道之實」，「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90]的思想相對立。儘管司馬遷在古今關係的理論上還帶有歷史循環論的痕跡[91]，但他所建立的「通古今之變」的思想體系之基本傾向則是歷史進化的觀點。

  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歷史哲學，是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發展的新階段。

  《史記》在歷史表述的美學要求上有十分出色的成就。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一書中論道：「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史記》「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唯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於情，肆於心而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讀遊俠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斗，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即欲養士』也」[92]。《史記》在這方面的成就，不限於寫了栩栩如生的眾多歷史人物，還在於寫戰爭、寫歷史場面，都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如《淮陰侯列傳》寫韓信破趙之戰，《李將軍列傳》寫西漢名將李廣對匈奴的戰事，《項羽本紀》寫「鴻門宴」的場面，《劉敬叔孫通列傳》寫叔孫通制定朝儀前後劉邦朝廷上場面的變化等，都給人們以歷史審美的享受。《史記》在歷史文學上的這些成就，繼承、發展了先秦《左傳》等書的傳統，為後來歷史撰述樹立了楷模，影響所及，直至於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