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歷史觀念的豐富和史學興起的標誌

  一、歷史觀念的豐富

  隨著歷史的進步，人們的認識活動逐步活躍起來。在這個基礎上，人們的歷史意識不斷加強，對歷史的認識和解釋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歷史觀念。這些歷史觀念雖然都帶著古樸和粗糙的特點，但卻顯得十分豐富，顯示出史學興起階段的生氣。

  這個時期出現的不同的歷史觀念，就其在歷史認識的性質上看，有進步的，也有保守的，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它們都是人們在認識歷史過程中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的出現，都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而每一種歷史觀念，也都毫無例外地要在歷史進程中不斷受到檢驗，在人們的社會實踐認識活動中不斷受到檢驗。

  這個時期的歷史觀念的發展，有一個基本的趨勢，即人們已經逐步從「天命」決定人事的巨大陰霾下走出來，立足於人事審視社會現象和自身命運。這是十分艱難的過程，但這個過程一經開始，便不可遏止。

  這個時期的歷史觀念的發展，以《左傳》、《國語》所反映的春秋時期人們的歷史觀念以及孔子的歷史觀念為中介，上接殷、周時代的「天命」觀念，下啟戰國時代各種歷史觀念的紛紛提出，顯示出清晰的發展脈絡。

  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其中包含著歷史觀念的「爭鳴」[68]。在各種歷史觀念中，所涉及的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怎樣看待歷史的變化，另一方面是怎樣看待歷史變化的動因。

  關於前一個方面的問題，主要有這樣幾種歷史觀念：

  ——復古史觀。《老子》書所宣揚的「小國寡民」思想，是這種歷史觀念的代表。它認為：「執古之道，以語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已。」[69]「小國寡民」就是這種「執古之道」的具體表現：

  小國寡人，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70]

  這種對一切物質生產、發明創造都表示漠視，要求人們都回到野蠻、愚昧的狀態中去的觀點，是典型的歷史復古論。在秦國是否要實行變法的辯論中，杜摯所堅持的「法古無過，循禮無邪」[71]，本質上也是這種復古史觀。從發展趨勢來看，這種歷史觀念，在戰國時代是越來越不得人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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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環史觀。此即通常所說的歷史循環論。

  歷史循環論是戰國時期的陰陽家提出來的。陰陽家接過了西周末年、春秋時期出現的陰陽五行說的形式，灌注了唯心主義的神秘的內容，把樸素的唯物主義的四時、五行說，蛻變為唯心主義的五德終始說。陰陽家的著作大多佚失，《漢書·藝文志》著錄了戰國晚期這一學派的有關論著目錄，而《呂氏春秋·應同》則保留了比較完整的五德終始說的內容，可以引為例證。[72]其文曰：

  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73]

  按照這個理論，每一個朝代的興起，上天都將發出預告，而受命的帝王將按這一預告來判斷與這一朝代的「德」，即土、木、金、火、水五德中的相應位置。而五德循環，終而復始，一個一個的朝代就這樣興亡更迭。

  ——變易史觀與樸素進化論。復古史觀和循環史觀並不否認歷史的變化，但前者反對進步，主張回到蒙昧時代去；後者則認為歷史的變化不過是循環往復，終而復始，不承認歷史的進步。在諸種歷史觀念中，變易史觀與樸素進化論，是最具有時代精神和進步意義的歷史觀念。孔子是看到歷史變化同時也看到歷史進步的思想家和史學家，他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74]又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75]商鞅從政治的角度闡述歷史變化的觀點，指出，「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人只是「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可見，「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因為歷史在變，人們的「立法」、「制禮」也都要因「時」、因「事」而變。商鞅的歷史觀念，對他在秦國實行變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孟子在講到遠古歷史時，也是看到歷史的變化和進步的，他依次講到堯、舜、禹、后稷、契等所做出的努力，對社會進步起到了積極作用。[76]

  《周易·繫辭》包含豐富的變易思想，對古代變易史觀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它提出：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77]

  儘管這裡講到了「天」，講到了取法「乾」、「坤」二卦，有些神秘色彩，但這裡主要在講歷史，講歷史上的古今變化法則，即窮、變、通、久的道理。這段話在歷史觀念的發展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明確地指出了：第一，由於時代的遞進，要求人們改變舊的文物制度，使人民不因拘守舊制而感到倦怠；第二，這種變化是在潛移默化中實現的，人民便於適應；第三，《易經》所總結的就是這個道理，事物發展到極致的程度，就要變化，變化才能通達，通達才能繼續進步、保持長久。這幾點含義，可以說是「通古今之變」思想的淵源。

  所謂窮、變、通、久的思想傳統，「變」和「通」是其核心。《周易·繫辭上》對其反覆解釋：「闔戶謂之坤，辟戶謂之乾；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78]；「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所謂「變」、「通」，都是在運動中進行或實現的。它反覆稱說，「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79]，這就是《易經》的「以動者尚其變」的精神。它又進而解釋「變通」和「通變」的含義：「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通變之謂事」[80]。總起來說，「變通」、「通變」是跟天時、人事相關聯。而「變通」也正是包含有因時而變的意思，即「變通者，趣時者也」[81]。這同「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82]的意思是一致的。《易傳》講窮變通久，講變通、通變、變化的思想，十分豐富，對中國古代歷史觀念的發展，產生了深遠而積極的影響。

  對歷史的變化與進步的認識，進而促進了人們對歷史進程之劃分階段的朦朧認識。這些認識雖然是簡略的、粗糙的和帶有猜測性的，但它們畢竟反映出了人們對社會歷史之演進本身具有階段性區別的見解，這對於人們歷史觀念的發展無疑是重要的。

  在先秦、秦漢間的歷史文獻中，有關歷史進程的朦朧認識的言論甚多，而所論的中心問題亦多殊異，但都或多或少反映出了對歷史進程之階段的見解。《韓非子·五蠹》說：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83]

  這裡所說到的，有「上古之世」，有「中古之世」，有「近古之世」，有「當今之世」，而在每一個歷史階段，都發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都有「聖人」應運而生，為民眾做了好事，受到民眾的愛戴。「當今之世」也會出現「聖人」的，稱為「新聖」。歷史就是這樣演進的。這種把歷史劃分為上古、中古、近古、當今幾個階段，而每一個階段又都包含著不同的內容和見解，是對於歷史進程的極重要的認識。有階段，也有進步，這在當時是難得的歷史見解。

  《禮記·禮運》說：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舉）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智，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這裡說的「大同」、「小康」的區別，比起上引「上古」、「中古」、「近古」之間的變化，要具體得多了。「大同」、「小康」所描述的，本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兩個有本質區別的歷史階段：「大同」是人類進入文明階段以前的狀況；「小康」是人類進入文明階段以後的狀況。大致說來，這裡所描述的兩個階段，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產生之前和產生之後的兩種有本質上差別的社會狀況。這種朦朧的認識，包含著真理的成分。

  關於歷史進程的初步認識，還見於先秦、秦漢間的許多其他歷史文獻，有的本書下面還會講到。從上面的論列來看，在中國早期歷史觀念中，思想家、史學家們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見解。其意義在於：第一，從大多數有關的見解來看，認為社會歷史存在著從蠻荒到開化、從無「禮」到有「禮」、從「無君」到立其行君道者的發展過程，這是社會不斷進步的過程，其中包含著樸素的歷史進化觀點。第二，「上古」、「中古」、「近古」、「今世」等概念的提出，說明人們在認識和解釋歷史的過程中，包含著樸素的歷史分期的觀念；這個觀念超乎於傳說人物和朝代興亡之上，把歷史作為一個可以劃分階段的整體來看待，儘管它是朦朧的，表現為萌芽狀態的，但它確實是被人們提出來了。

  中國史學上的許多歷史觀念，都可以從先秦時期找到它們的萌芽，它們最早的發展形態。這裡所講到的，只是其中幾個比較突出的方面。

  關於後一個方面的問題，即怎樣看待歷史變化的動因。對此，當人們擺脫「天命」史觀後，主要有兩種歷史觀念：

  ——聖王史觀。這在本質上是英雄史觀，古代史學家、思想家多受到這種歷史觀念的影響。在這個時期，墨子的思想是有代表性的。[84]

  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為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85]

  這是把社會的「治」，都歸結到「聖王」的身上，於是墨子的「尚賢」思想不禁又黯然失色了。

  ——重民史觀。春秋時期，重民思想已經滋生，看到了民眾在重大的政治、軍事活動中的作用。戰國時期，這種歷史觀念有了進一步發展。孟子和荀子是這方面的代表。孟子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86]「民為貴」的思想是孟子「仁政」學說的基礎。他的這種重民史觀，在先秦時代實在是光彩奪目。在孟子之後，荀子進而指出：「善生養人」、「善斑治人」、「善顯沒人」、「善藩飾人」，謂之「四統」。「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87]。這是充分肯定了民眾在治亂得失中的關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