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學興起的標誌
2024-08-14 18:35:53
作者： 瞿林東著
中國史學經過漫長的胚胎、萌芽、生長時期，終於勃然興起了。這個興起的標誌，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在對歷史的認識上，人們初步完成了從歷史是神的安排到歷史是人的活動這一認識的過程。由於夏、商、周王朝的更迭、盛衰，人們對神和天表示懷疑了，而對人事有更多的重視，這在《左傳》中有相當明確的反映；而《戰國策》和《戰國縱橫家書》中，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人們所關注的是土地、人口、物產、權變、謀略、暴力等。隨著歷史的發展，人們對歷史的認識也發展了。儘管天命史觀還會繼續起作用，但它已無法逆轉人們對歷史認識的這個發展趨勢。這是先秦時期人們在對歷史的認識上所邁出的有重大意義的一步。與此相關聯的，是產生了歷史變化和進化的觀點，這種觀點同歷史不變與今不如古相對立而成為戰國時期變法活動的理論根據之一。
第二，在對史學的認識上，人們初步提出對它的社會功能的一些見解，即以史為鑑的見解，「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見解，「疏通知遠」（通過了解歷史而認識歷史前途）的見解，並在運用歷史知識於政治活動和學術活動方面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和成果。這樣，史學活動也就最終擺脫了神職的羈絆而真正成為世俗社會的活動；與此同時，它也從王侯宮廷擴大到更廣泛的社會階層。
第三，在史學成果的社會表現形態上，已初步出現了多種體裁的歷史撰述，其中編年體史書和記言體史書已獲得相當的成就，紀事本末體和紀傳體以及典制體也都出現了萌芽的形態，還出現了歷表、譜牒、地圖，等等。多種體裁之綜合運用的初步嘗試也開始出現了。有的史書在文字表述上已有較高的成就。
本章節來源於𝓫𝓪𝓷𝔁𝓲𝓪𝓫𝓪.𝓬𝓸𝓶
第四，在對待史學活動的認識上，「書法無隱」的精神受到高度的讚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君舉必書」和對於重大史事的記載已成為制度；修撰國史，受到普遍的重視；博採古今，綜合諸家，這一史學發展的新的趨向已顯露端倪。
[1] 茅盾：《神話研究》，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年，第10頁。
[2] 《韓非子·五蠹》，陳奇猷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85頁。
[3] 《周易正義·繫辭下》，《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86頁。
[4] 班固：《白虎通》卷二，陳立疏證，吳則虞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51頁。
[5] 《商君書·畫策》，蔣禮鴻錐指，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07頁。
[6] 《淮南子·修務訓》，劉文典集解，馮逸、喬華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630頁。
[7] 《左傳·昭公元年》，楊伯峻編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210頁。
[8] 《論語》第八《泰伯》，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84頁。
[9] 《淮南子·本經訓》，劉文典集解，馮逸、喬華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254～255頁。
[10] 《毛詩正義·商頌·玄鳥》，《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622頁。
[11] 《國語》卷四《魯語上》，韋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6頁。
[12] 關於涿鹿之戰，一說是：「昔天之初，□作二後，乃設建典，命赤帝（按一說即炎帝）分正二卿，命蚩尤於宇少昊，以臨四方，司□□上天末成之慶。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逸周書》卷六《嘗麥》，《逸周書匯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81～783頁。
[13] 郭沫若對中國青銅器時代的斷代可為佐證，他認為：中國的青銅器時代，「上起殷末，下逮秦、漢，有周一代正是青銅器時代的極盛期。」參見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2頁。
[14] 羅振玉編：《殷虛書契前編》二.六.六，1913年。
[15] 《鬲攸從鼎》，《中華法學大辭典·法律史學卷》，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9年，第227頁。
[16]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1頁。
[17] 分別見《尚書》各篇，王世舜譯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9、179、257、131、252～253、261頁。
[18] 《左傳·莊公二十三年》，楊伯峻編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26頁。亦見《國語》卷四《魯語上》，韋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53頁。
[19] 《左傳·僖公七年》，楊伯峻編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18頁。
[20] 《左傳·襄公二十年》，楊伯峻編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055頁。
[21] 《左傳·昭公二年》，楊伯峻編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226～1227頁。
[22] 《國語》卷十三《晉語七》，韋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45頁。
[23] 《國語》卷十七《楚語上》，韋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1頁。
[24] 《國語》卷十八《楚語上》，韋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58頁。
[25] 李德林：《答魏收書》，《隋書》卷四十二《李德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197頁。
[26] 《孟子》卷八《離婁下》，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92頁。
[27] 《國語》卷十七《楚語上》，韋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8～529頁。
[28] 參見《尚書·康誥》，王世舜譯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0頁。
[29] 參見《尚書·召誥》，王世舜譯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8頁。
[30] 《尚書·酒誥》，王世舜譯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2頁。
[31] 司馬遷：《史記》卷三《殷本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35頁。
[32] 參見《尚書·梓材》，王世舜譯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6～179頁。
[33] 參見《尚書·多士》，王世舜譯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5～211頁。
[34] 參見《尚書·無逸》，王世舜譯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4～221頁。
[35] 參見《尚書·立政》，王世舜譯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4～253頁。
[36] 參見《尚書·君奭》，王世舜譯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3～231頁。
[37] 參見《尚書·多方》，王世舜譯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3～242頁。
[38] 《論語》第三《八佾》，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8頁。
[39] 孔子是否修《春秋》或作《春秋》，歷來有不同的說法。今據《孟子·滕文公下》記「孔子懼，作《春秋》」；司馬遷《史記》記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十二諸侯年表》序），「乃因史記作《春秋》」（《孔子世家》）等，孔子據舊史而修《春秋》是可信的。
[40] 今傳本《春秋》下迄哀公十六年，與《史記·孔子世家》所記不合，後二年當系後人所續。
[41] 今傳本《春秋》約為16500餘字，流傳中脫漏1400餘字，參見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前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3頁。
[42] 《左傳·隱公三年》，楊伯峻編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3～24頁。
[43] 《左傳·成公十四年》，楊伯峻編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870頁。
[44] 司馬遷：《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340頁。
[45]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55頁。
[46] 司馬遷：《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642頁。
[47] 司馬遷：《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340頁。
[48] 顧炎武：《日知錄》卷四「春秋闕疑之書」，黃汝成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2頁。
[49]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楊伯峻編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92、398頁。
[50] 《左傳·成公十三年》，楊伯峻編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862～863頁。
[51] 《左傳·襄公十四年》，楊伯峻編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007頁。
[52] 《左傳·襄公十一年》，楊伯峻編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994頁。
[53]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78頁。
[54]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於六藝類《春秋》家後序稱：「《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按：指周之末世，系戰國中期——引者）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漢書》卷三十《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715頁。
[55] 參見《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春秋事語〉釋文》，載《文物》1977年第1期。
[56] 咸寧五年，《晉書·束皙傳》作太康二年，《隋書·經籍志》作太康元年，均不取。雷學淇《竹書紀年考證》認為：咸寧五年是出土之年，太康元年是上於帝京之年，太康二年是命官校整之年，可備一說。
[57] 《晉書·束皙傳》作13篇，與下文總數不合，據《隋書·經籍志》著錄，當為12篇，此亦與《束皙傳》所記總數相符。兩《唐志》均作14卷，亦誤。又，《隋志》記總數為87篇，今據《束皙傳》所記。
[58] 杜預：《春秋左氏傳後序》，《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四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1703頁。
[59] 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十二《司馬彪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042頁。
[60] 參見杜預：《春秋左氏傳後序》、《晉書·束皙傳》、《隋書·經籍志二》古史類小序。
[61] 房玄齡等：《晉書》卷五十一《束晳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432頁。
[62] 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十二《司馬彪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142頁。
[63] 分別見《史記·秦始皇本紀》索隱引、《史記·魏世家》索隱引、《史記·趙世家》集解引。趙王遷元年為公元前235年，距秦之統一僅14年。
[64] 參見茆泮林輯：《世本》序，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頁。
[65] 參見《戰國策》點校本「重版說明」及「標點說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66] 劉向集錄：《戰國策箋證》卷首《劉向書錄》，范祥雍箋證，范邦瑾協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頁。下引此書，不一一作注。
[67] 唐蘭：《司馬遷所沒有見過的珍貴史料——長沙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戰國縱橫家書》附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23～126頁。
[68] 參見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1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1～322頁。
[69] 《老子·十四章》，朱謙之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55～56頁。
[70] 《老子·八十章》，朱謙之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07～309頁。
[71] 《商君書·更法》，蔣禮鴻錐指，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頁。
[72] 參見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史綱》上冊，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第111頁。
[73] 《呂氏春秋·有始覽》，許維遹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84頁。
[74] 《論語》第二《為政》，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1～22頁。
[75] 《論語》第三《八佾》，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8頁。
[76] 參見《孟子》卷五《滕文公上》，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24～126頁。
[77] 《周易正義·繫辭下》，《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86～87頁。
[78] 《周易正義·繫辭上》，《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70頁。
[79] 《周易正義·繫辭下》，《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73、76頁。
[80] 《周易正義·繫辭上》，《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66頁。
[81] 《周易正義·繫辭下》，《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73頁。
[82] 《周易正義·賁卦·彖傳》，《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37頁。
[83] 《韓非子·五蠹》，陳奇猷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85頁。
[84] 參見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1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4頁。
[85] 《墨子·非命下》，吳毓江校注，孫啟治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423頁。
[86] 《孟子》卷十四《盡心下》，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324頁。
[87] 《荀子·君道》，王先謙集解，沈嘯寰、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