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竹書紀年》、《世本》和《戰國策》

  對春秋時期史事的撰寫及口述流傳，是戰國時期歷史學的重要成就，其中尤以《左傳》最為突出。戰國時期歷史學其他方面的成就，一是開始注意到對歷史做貫通的考察，二是對於當代歷史巨變的關注。前者如《竹書紀年》和《世本》，後者如《戰國策》和《戰國縱橫家書》。

  《竹書紀年》是戰國後期魏國人所撰寫的一部編年體史書，是現今所知中國史學上最早的具有通史性質的著作。但這樣一部重要著作，自戰國後期作為魏襄王的隨葬品埋入地下，至西晉初年出土，歷時570餘年，卻不為世人所知。它是司馬遷所不曾見到的重要史書之一。

  《竹書紀年》的出土，據《晉書·武帝紀》載：咸寧五年（279）冬十月，「汲郡人不准（不准，人名——引者）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秘府」。[56]這十餘萬言的古書竹簡裝成數十車送至京師，經束皙、荀勖、和嶠、杜預等人整理、研究，得文獻75篇（內中7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改寫成當時流行的隸書文字。其中，《紀年》12篇[57]，被認為是最有價值的歷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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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書紀年》原稱《紀年》，亦稱《古書紀年》[58]、《汲冢紀年》[59]。北魏酈道元注《水經》徵引此書時使《紀年》與「竹書」連用，於是乃有《竹書紀年》之稱。所記內容，起自夏、商、周，迄於戰國後期。於西周、春秋、戰國，不分記各諸侯國事，獨記晉國（起自殤叔：公元前784—前781），韓、趙、魏三家分晉後又獨記魏國，至魏襄王（哀王）二十年（公元前299）而止，稱襄王為「今王」。此書記事，自莊伯十一年後用夏正，編年相次，文意近似《春秋》。據此，前人多認為它是魏國史書，並可由此推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60]。但此書既可用於隨葬，說明它不一定是正式的國史，而是魏國史官的私人撰述。

  《竹書紀年》開編年記事之通史的先河，是中國史學史上的開創性成果之一。同時，它對於訂正其被埋沒期間所問世的有關古史著作，有重要的價值。研究過此書的學者如杜預、束皙、司馬彪等，對此都十分重視。《晉書·束皙傳》舉例說：「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61]《晉書·司馬彪傳》記：「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譙）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為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為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62]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南宋以後，《竹書紀年》一書亡佚不存，於是輯佚本漸出，內中以朱右曾輯錄、王國維輯校的《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較好，得佚文428條，為學者所重視。

  《世本》也是通史性質的著作，久佚。《漢書·藝文志》著錄：「《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但從今存《世本》佚文來看，這書下限已寫到戰國之末的秦王政、魏景湣（愍）王午、趙王遷，並稱趙王遷為「今王」[63]，說明它是一部從傳說中的黃帝一直寫到戰國末年的通史。《隋書·經籍志二》譜系類云：「漢初，得《世本》，敘黃帝已（以）來祖世所出。」這是完全把《世本》當作世系之書看待。但從《世本》的內容及表現形式來看，它並非只是記「祖世所出」的世系之書。現在我們對於《世本》原先的結構，已難以盡知，從後世諸家徵引來看，它有「帝系」，有「本紀」，有「世家」，有「傳」，有「譜」，有「氏姓」；有「居」，記都邑宮室；有「作」，記器物製作發明、典章制度創製。[64]可見《世本》是包含了多方面內容和多方面體裁的通史著作。儘管這還處在創製的起始階段，不可能是很豐富的和很完備的，但其撰述思想和編撰格局，卻顯示出先秦史學至此開始出現了一種走向綜合的發展趨勢。這是前所未有的。

  關於《世本》的作者，《漢書·藝文志》說是「古史官」，這是很籠統的說法。今按《世本》佚文稱趙王遷為「今王」，而對與趙王遷同時的燕王喜、秦王政、魏景湣王午等則均不稱「今王」。這一細微的差別，雖還不能肯定《世本》出於趙國史官之手，但卻至少為這種判斷提供了思考的線索。《國語·楚語上》記申叔時論教導太子的話，其中有「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的說法。韋注云：「世，謂先王之世系也。」但從學習「世」可以起到「昭明德而廢幽昏」的作用，其內容當不限於「先王之世系」。楚國的「世」和《世本》是不是近似的著作，還沒有證據可以說明，不過這倒證明了春秋、戰國時期的一些諸侯國擁有《世本》或「世」這樣的史書。從《世本》內容的廣泛性來看，非史官不得及此，但又超出了史官的職守範圍。准此，《世本》一書可大致認定是趙國史官的私人撰述，而其中包含了對前人歷史撰述的綜合。

  《世本》在唐初已佚三分之二；南宋時其書不傳。清代學人有種種輯本行世，而以雷學淇、茆泮林兩種輯本比較嚴謹。近年有《世本八種》印行，集清人《世本》輯佚之大成。

  《竹書紀年》和《世本》二書雖僅存部分佚文，但它們作為先秦史家撰述通史的一種嘗試，在中國史學的發展上是值得重視的。同這種追尋歷史蹤跡的興趣相對應的，是對於現實社會巨大變動的關注，《戰國策》和《戰國縱橫家書》正是從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反映出當時人們的這種既是現實的又是歷史的激情。

  《戰國策》是一部很特殊的史書，它的主要內容是記戰國時期各國說客辯士的策謀權變及政治、軍事大事和各國關係。這書為戰國時人所撰，亦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而於戰國末年初步裒輯成編，後經西漢劉向重新整理編次，厘為33篇，定名為《戰國策》。今存《戰國策》33卷（含497章），與劉向校訂後總數相符。其編次是：東周1卷，西周1卷，秦5卷，齊6卷，楚4卷，趙4卷，魏4卷，韓3卷，燕3卷，宋、衛1卷，中山1卷。這個編次是根據南宋姚宏注本排定的，是否與劉向校訂本完全相符，已不可盡知。[65]

  劉向在《戰國策》敘錄中，對這部書的整理經過、主要內容、時代特點和歷史價值都有扼要的說明。他指出，這書原系皇家中秘所藏，「錯亂相糅莒」，原名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脩書》。他以國為別，以時相次，除去重複，寫成定本；認為這是「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筴（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從劉向的觀點來看，他是把秦統一後的一段歷史也劃入戰國了。但本書所記最晚之事，是《齊策》中記齊王建朝秦後的齊人之歌和《燕策》中記燕滅之後的高漸離事，還不及「楚、漢之起」。

  關於《戰國策》的時代特點，劉向認為：戰國之時，「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製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上述所謂《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脩書》種種策謀長短之說，就是這個時代特點的反映。劉向以「戰國策」名書，一表明了歷史時代，二表明了書的內容，應當說是恰如其分的。劉向還對這部書的歷史價值提出看法，認為：「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66]這是從具體的歷史特點和當時政治、軍事鬥爭的實際需要以及安危存亡之所系，肯定了本書的歷史價值。從今天的觀點來看，劉向所論，可謂得其大體。如果說《左傳》是反映春秋時期歷史面貌的重要史書，那麼《戰國策》就是反映戰國時期歷史特點的重要文獻。

  《戰國策》也是以記言為主的著作，比起《國語》來，它更善於把記言跟生動的敘事結合起來；《戰國策》在寫辭令方面的成就，也有超出《左傳》的地方。如《秦策一》記蘇秦以連橫說秦惠王事，既寫了蘇秦關於「並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的說詞，也寫了他「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的遭遇，以及後來以合縱說趙王被採納所產生的影響與其自身所受的殊榮，從歷史大事到世態人情都寫到了。如《趙策二》記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教百姓」事，主要是寫趙武靈王同肥義的對話，寫公子成、趙文、趙造反對胡服騎射的言論和趙武靈王對這些言論的駁斥，但也寫出了胡服騎射這一措施制定的過程及其推行之初的艱難。《戰國策》寫辭令，善於鋪陳形勢，闡述利害，意在打動和說服對方，這跟《左傳》寫辭令多意在申辯，在氣勢上有很大的不同。如《秦策一》記司馬錯與張儀為伐蜀、伐韓事爭論於秦惠王前，最後是司馬錯分析伐蜀「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伐韓「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的得失利弊打動了秦惠王，起兵伐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趙策三》記：秦出兵圍趙都邯鄲，魏安僖王出兵救趙而畏秦不進，並派將軍辛垣衍至趙通過平原君建議趙王尊秦為帝，以換取秦的退兵。當平原君猶豫未決之時，說士齊人魯仲連通過平原君會見辛垣衍，反覆陳說「梁（按魏亦稱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的道理，終於打動了對方，「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這些，都把辯士的說詞寫得有聲有色，有一種滔滔不可挽回的氣勢。

  《戰國策》在敘事上富於變化。有的寫得委婉屈曲，於末了處方見事情的結果，如《齊策四》記馮諼客孟嘗君事；有的著意烘托氣氛，在極度緊張的環境中反而寫出了人物心態的平衡、安詳，如《趙策四》記觸龍說趙太后事。《戰國策》有比較多的篇幅記戰國「四公子」即齊國孟嘗君、趙國平原君、魏國信陵君、楚國春申君的政治活動，並著意寫他們的好士、養士以及這些遊客、說士在政治活動中的作用，生動地反映出戰國時代社會風氣的特點。《戰國策》中所記人物，比起《左傳》來，涉及更廣泛的階層，這是戰國較之春秋，歷史在發生更加劇烈變動的一種反映。

  《戰國縱橫家書》在內容上不及《戰國策》豐富，所涉及史事的時間限於戰國中後期，也不及後者那樣囊括整個戰國時代，但它仍有很高的價值。第一，它多為第一手原始資料，因而更真切地反映出戰國中後期的重大史事和社會特點。第二，它的27章中有17章不見於《戰國策》，因而可據此補充或訂正後人對於戰國史事的記載。關於這本書的性質，有人說是《戰國策》的前身，有人說是戰國縱橫家言的一種選本，但從前引劉向所撰敘錄來看，說它是劉向定名為《戰國策》的別本當更為貼切。

  戰國時期還有多種撰述，對於反映這一時期的歷史進程和史學發展也是很重要的。如《山海經》博取資料，記載山川、道里、物產、風俗、帝王世系、歷史人物、奇禽異獸、神話、傳說，保存了相當多的可信的很古老的歷史資料。如《堯典》和《禹貢》（它們是《尚書》里的兩篇）所表現出來的遼闊的地域和「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九州攸同」、「聲教訖於四海」的思想，當是現實歷史發展趨向的反映。如禮書《儀禮》和《周官禮》，關於對古代社會貴族階層重大活動的記述，關於當時人們對於理想社會秩序的描述，都保存了豐富的社會史資料。還有諸子著作中所包含的豐富的歷史思想，以及對於歷史知識的運用等。這些，都可以從史學史的興起上反映出它們的文獻價值和思想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