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私人歷史撰述的出現

  一、孔子和《春秋》及《左傳》和《國語》

  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大變動，反映在意識形態上，是學在官府格局的打破和百家爭鳴局面的形成。在這個變化過程中，史學還不能成為一「家」，但它卻開始突破王侯貴族的藩籬而同私人講學和撰述結合起來。於是，中國史學上出現了最早的一批私人歷史撰述，其中主要的是《春秋》、《左傳》、《國語》，還有《竹書紀年》、《世本》、《戰國策》。這是春秋末期至戰國時代的事情。這時期，也還有官修史書的存在。在百家爭鳴中，可以看到各「家」的歷史觀點的異同及其在實踐上的運用，反映了史學的社會作用在較大的範圍里被人們認識到了。

  孔子所修編年體史書《春秋》，是中國史學上第一部私人撰述的歷史著作。[39]孔子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因致力於歷史文獻的整理和修《春秋》而在中國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春秋」本是各國國史統稱，司馬遷亦謂之曰「史記」。孔子修《春秋》，是在春秋末期，故他得以「西觀周室」文獻，研討諸國史記舊聞，博覽備采，而以魯國史事為中心撰成此書。《春秋》編年記事，上起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下迄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歷魯國十二公，凡242年[40]，約18000字[41]，大致寫出了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76）的重大歷史事件。

  《春秋》作為中國現存最早的編年體史書，它的第一個特點是「屬辭比事而不亂」，即綴輯文辭、排列史事都有一定的規範，全書井然有序。這說明《春秋》在編撰形式上的優點，一是講究用詞造句、連綴文辭，二是善於綜合、排比史事。此前，儘管周王朝和不少諸侯國都有國史，且亦兼記他國史事，但畢竟都很有限。孔子在綜合閱覽、研討各國舊史的基礎上，按時間順序把歷史事件一一排比起來，這對於人們從一個長時間裡了解不同地區歷史發展大勢，提供了清晰的輪廓。

  這在中國史學發展上還是第一次。如《左傳·隱公三年》記：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夏四月辛卯，君氏（亦作尹氏）卒。

  秋，武氏子來求賻。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本書首發𝗯𝗮𝗻𝘅𝗶𝗮𝗯𝗮.𝗰𝗼𝗺,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

  癸未，葬宋穆公。[42]

  這裡記載了周王室的大事「天王崩」，天王即周平王；記載了周與魯的聯繫「武氏子來求賻」，賻是助喪的財物；記載了齊、鄭二國盟於石門和宋國國君去世與安葬之事；還記載了天文現象「日有食之」。這種按年代、四時、月、日記事的程序，初步創立了中國編年體史書的雛形，在史學發展上是有重要意義的。從上面引文還可看到，記人死亡，因身份不同，有的書為「崩」，有的書為「卒」，有的書為「薨」。此外，記軍事行動，因雙方或各方情況不同，而有伐、侵、入、戰、圍、取、救、執、潰、滅、敗等種種書法。記殺人，因殺與被殺者的地位不同，有的書為「殺」，有的書為「弒」。類似這樣一些在「屬辭」上嚴謹有序的區別，其實是反映了撰者對有關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不同認識和評價。

  關於《春秋》在撰述上的成就，《左傳》作者借「君子曰」給予這樣的評價：「《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43]說它言少意明，意義深遠，表述婉轉而又順理成章，直言其事而無迂曲，能起到懲惡勸善的作用。這是把它的語言、內容、著述方法、社會作用都講到了。司馬遷說《春秋》「約其文辭而指博」[44]，也是從語言和含義上肯定了它的成就。

  孔子修《春秋》的時代是社會大變動的時代。按照孟子的說法是：「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45]。司馬遷也認為：《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46]，「《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47]。他們的看法，道出了《春秋》問世的時代特點，不過所謂「世衰道微」、「亂臣賊子」、王道人倫，等等，都是從舊制度、舊秩序的規範來說的罷了。儘管如此，《春秋》作為反映這一歷史轉折時期的第一部歷史著作，無疑具有特殊的史學價值。

  「屬辭比事而不亂」，「約其辭文，去其煩重」，這是《春秋》的優點，指的是孔子對於諸多國史的紛繁頭緒的爬梳、綜合、排比，勾勒了一個時期的歷史發展的輪廓。但它對於每一個具體的歷史事件或事件中的有關人物，一般都沒有寫出它們的細節或他們的活動。這對於人們了解歷史事實和把握歷史面貌來說，是遠遠不夠的。這一點，由晚出的《左傳》一書彌補了。

  《左傳》也是一部編年體史書，所記上限與《春秋》同，下限至魯哀公二十七年，共255年史事，比《春秋》下推13年。《左傳》是戰國（公元前475—前221）早期問世的歷史著作。關於它的作者，相傳為孔子同時代的左丘明，也有人認為是子夏，是吳起，甚至有人說它是劉歆的偽作。這些說法都沒有充分的根據。但從《左傳》的紀年和書法來看，它的作者或受《春秋》一書的影響，或與魯國有比較密切的關係。而《左傳》在流傳過程中，又曾為後人所增益（甚至有漢代經師的解經之語）和改編。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所見《左傳》一書的寫定，並非出於一世之時、一人之手。故顧炎武認為：「左氏之書，成之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可謂富矣。」[48]「可謂富矣」，是說它包含的歷史內容豐富。《左傳》有196800多字（一說18萬字左右），篇幅為《春秋》的10倍。這兩部書同為記述春秋時期歷史的編年體史書，《春秋》簡略，猶如事目編年；《左傳》豐腴，記述了不少生動的歷史過程和人物的活動。這是它們在詳略上的一個明顯的區別。

  《左傳》在編撰上對編年體有很大的發展，即在編年記事的總的格局中，也有集中記一件史事本末原委的，或集中寫一個人物活動經歷的。如隱公元年記鄭伯克段於鄢一事，就從「初，鄭武公娶於申」追敘起，寫出了事情發展的全過程；僖公二十三年記晉公子重耳出亡的經歷，是從僖公五年「晉人伐諸蒲城」事追敘起，寫出了重耳近20年的流亡生活。這不僅豐富了編年體史書在記事、記人方面的容量，也有助於彌補事實經過、人物活動被年代割裂的不足，同時也增強了歷史表述上的藝術性。

  《左傳》在歷史表述上的藝術性，以寫戰爭、寫辭令尤為突出。如莊公十年記齊魯長勺之戰，寫出了魯君採納曹劌的意見終於以弱勝強的過程，同時也揭示了政治與戰爭的密切關係。僖公二十二年記宋楚泓之戰，先寫宋襄公兩次坐失戰機以造成「宋師敗績」，接著寫他為自己的錯誤指揮而辯解，說什麼「君子不重傷，不禽（擒）二毛」，不因險阻取勝，「不鼓不成列」[49]，末了寫了子魚對他的批評，這是從幾個不同的角度昭示了宋襄公的愚蠢和固執。僖公二十八年記晉楚城濮之戰，這是一次規模很大的戰役。作者先寫楚、晉雙方對戰爭形勢的估計，接著刻意寫了晉文公派人穩住曹、衛二國，命晉軍退避三舍以報出奔期間所受「楚君之惠」。最後，寫戰役本身：晉軍以其下軍、上軍、中軍分別與楚軍之右師、左師、中軍對壘，而首先以下軍之一部進攻屬於楚軍右師的陳、蔡二軍，「陳、蔡奔，楚右師潰」；又以下軍之另一部引誘楚之中軍，同時則以中軍與上軍夾擊楚之左師，「楚左師潰」，於是楚軍大敗。這時，作者不僅寫出了後發制人的戰略思想，而且也寫出了多種戰術的具體運用，以至使人對作戰場面有歷歷在目之感。此外，它記晉邲之戰（宣公十二年）、記齊晉鞌之戰（成公二年）、晉楚鄢陵之戰（成公十六年），都寫得有聲有色。《左傳》寫戰爭，反映了春秋時期列國間戰爭頻繁的歷史特點。《左傳》寫辭令，往往也都是在列國政治交往中寫出了它的重要。如襄公三十一年記鄭國子產出使晉國，因不受禮遇而令人「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後回答晉大夫士文伯批評的一篇講話，委婉而不可屈，強硬而不失禮，不僅使晉國為之道歉，而且受到叔向的高度讚揚：「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又如成公十三年記晉厲公使呂相絕秦之辭，更是一篇出色的外交辭令，它首先回顧了秦晉友好的歷史，接著指出秦國破壞這種歷史關係而「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殄滅我費滑，離散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最後以揭露秦國自稱「唯利是視」和諸侯「痛心疾首」為殿。[50]全篇義正詞嚴，有不容反駁的氣概，同子產委婉陳詞相比，另具一種風格。《左傳》寫辭令，不限於華族列國貴族的交往，如襄公十四年記戎子駒支駁斥晉國范宣子的一段話，從歷史講到現實，最後是「賦《青蠅》而退」以明志。[51]范宣子聽了戎子駒支的一席話，「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這都足以說明，《左傳》作者寫辭令，不是追求史文的綺麗，而是把握了辭令在這個時期政治生活中的主要作用這一歷史特點。對此，孔子和《左傳》作者都以鄭國子產為例有明確的論述。

  《左傳》所反映的另一個歷史特點，是這一時期民族交往的活躍和民族融合的進程。它大致記載了華族和華族以外各族，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的分布及其分支情況；記載了這些民族同華族各國（主要是齊、楚、秦、晉等國）在軍事上的衝突，政治上的交往和聯繫，經濟、文化上的交流和影響，以及廣泛的互通婚姻等，展現出春秋時期各族關係的生機勃勃的局面。它記晉悼公時晉國與山戎（無終）的一段史事，頗具這方面的代表性：晉悼公五年（一說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按即魏絳——引者）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悼公的態度是：「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則持同意「請和」的主張，認為：「和戎有五利焉：狄戎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狄戎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鑑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晉悼公高興地採納了這個建議，「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八年之後，晉悼公以女樂歌鐘賜魏絳說：「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請與子樂之。」又說：「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52]這不僅寫出了魏絳在處理民族關係上的見識，也寫出了晉國與諸戎的關係以及諸戎在當時政治、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左傳》作者重視民族關係的記載，在中國史學的民族史及民族關係史撰述上有開創的意義。

  《國語》是跟《春秋》、《左傳》同記春秋時期史事的又一部史書，但《國語》在編撰體裁上卻不是編年記事，而是分國記言。《國語·楚語上》有申叔時論教導太子的話：「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韋註：「語，治國之善語。」這說明春秋時期已有「語」一類體裁的史書，韋注說它是「治國之善語」，當得其大體。關於《國語》的作者，司馬遷有「左丘失明，厥有《國語》」[53]的說法，意即《國語》為左丘明所撰，但此說並不可信。《國語》是戰國早期私人歷史撰述，是逐步匯集周與各諸侯國所錄之「語」編纂起來的，恐非一人一時所能完成。

  《國語》共21卷，按《周語》（3卷）、《魯語》（2卷）、《齊語》（1卷）、《晉語》（9卷）、《鄭語》（1卷）、《楚語》（2卷）、《吳語》（1卷）、《越語》（2卷）的順序編次而成。這顯然是以周王室為時代的標誌、以各諸侯國與周王室的關係的親疏為編次的指導思想。《國語》記事，上起西周祭公諫穆王征犬戎事，下迄晉國智氏之滅，首尾四百餘年。但其所記西周史事，主要見於《周語上》里的幾條，其餘基本上是記春秋時期史事；其所記晉國智氏之滅當在周貞定王十六年，亦即晉哀公四年（公元前453），這已是戰國初年的事了。

  《國語》記周王室和各諸侯國政治言論，以晉國最多，幾乎占了全書半數；以鄭國最少，僅載鄭桓公為周王室司徒時與史伯論興衰一事。而其所記各國事，起訖首尾又極懸殊。除《周語》記穆王至敬王十年（公元前510）事外，其餘部分：《魯語》記曹劌論戰至孔子諸事；《齊語》僅記桓公時事，至其稱霸（公元前660）而止；《晉語》記武公伐翼（公元前709）至智氏之滅（公元前453），上下限均超出《魯語》；《鄭語》實則僅記桓公三十三年（公元前774）與史伯問對一事，當西周滅亡前三年；《楚語》記莊王至惠王間事，約當春秋中期至末期；《吳語》、《越語》所記，均起於吳之敗越（公元前494），前者止于越滅吳（公元前473），後者止於范蠡隱退與勾踐封范蠡地，事在春秋、戰國之交。這說明《國語》取材的多途和不具備嚴謹的體例，因而帶有明顯的資料彙編的性質。但《國語》作為以記言為主的史書，包含了不少很有價值的政治見解和歷史見解，這使它在先秦的史書中具有鮮明的特點。如《周語》記邵公諫厲王弭謗，芮良夫論榮夷公專利，虢文公諫宣王不籍千畝，仲山父諫宣王料民，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與大鐘；《魯語》記曹劌論戰，里革論君之過；《齊語》記管仲佐桓公為政諸言論；《鄭語》記史伯為桓公論興衰；《楚語》記申叔時論傅太子之道，王孫圉使晉論楚國之寶；《越語》記范蠡諸言論，等等，都是同政治得失、歷史經驗緊相關聯的。《國語》全書以記言為主，但也有著意記述歷史發展過程的部分。它記晉國史事，始於武公，而於獻公時內亂、重耳出奔、文公稱霸、悼公復霸、趙魏韓三家共滅智氏等重大史事記載甚詳，且首尾連貫、脈絡清晰，寫出了晉國從春秋初年至戰國初年共二百餘年的歷史進程。又如記齊桓公謀取霸業的歷程，記吳越爭霸中越之始滅於吳與吳之終滅于越，或層層深入，或曲折起伏，寫出了一個諸侯國在一個階段上或一個重大事件上的始末原委。像這樣集中地寫一國之史或一件史事的過程，是《左傳》不能完全達到的，顯示了《國語》在編撰上的長處。《國語》在歷史思想上比較突出的一點，是善於指陳歷史形勢或對重大政治事件做出歷史的總結。如《鄭語》記史伯之論「王室將卑」、「周衰其將至矣」後，作者只用了幾句話，就把史伯談話後的歷史形勢清晰地勾畫出來：幽王之亂，平王東遷，秦、晉、齊、楚代興。這就一下子囊括了春秋時期二百餘年史事。《齊語》卷末和《晉語四》卷末，分別寫了齊桓公「伯功立」、晉文公「於是乎遂伯」，都是對於歷史經驗的總結：前者總結了齊桓公外結諸侯、內修政理以及在用人方面的成功經驗；後者總結了晉文公如何採取正確的措施使民知義、知信、知禮以達到可「用」的經驗。這些指陳形勢、總結經驗的文字，當是《國語》作者在纂輯各國之「語」時撰寫的，因而它們更為直接地反映了本書作者的歷史思想。

  《春秋》、《左傳》、《國語》這三部書都是記載春秋時期歷史的著作。自戰國中期起，由於私人講學之盛和「百家爭鳴」局面開始形成，還出現了一些關於春秋時期的口述史：有《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春秋鄒氏傳》、《春秋夾氏傳》，都是解釋《春秋》的。[54]其中前兩種經後人在漢代寫定，流傳至今，後兩種失傳。後世儒學一派人物，把《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統稱《春秋》三傳，把《國語》稱作《春秋外傳》。其實，《左傳》和《國語》都是獨立的史書，並非為解釋《春秋》而作。《公羊傳》和《穀梁傳》雖是解釋《春秋》的口述史，但在對於歷史事實的闡述上，尤其在歷史思想上，還是有一定價值的。此外，這時期還有以春秋史事為內容的通俗讀物，是歷史教育的一種初級講義。近年出土的漢代帛書《春秋事語》，就是這類作品的寫定本或傳抄本。[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