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學的社會作用

  如上所述，一定的社會條件創造了一定的史學。但是，史學對於社會的反映不是被動的，而是能動的。這就是說，史學既是一定的社會歷史的反映，但它同時又反作用於一定的社會歷史，這就是史學的社會作用。

  史學的社會作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會由於時代的特點與史學自身的特點而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或在諸種表現形式中有一些表現形式更為突出。這裡所說的，是史學的社會作用所固有的、一般的表現形式。它們是：

  第一，史學與認識歷史。人們可以通過多種途徑認識歷史，但通過史學認識歷史無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徑。只有當人們真正認識了歷史，才可能繼承種種優秀歷史遺產，為現實的歷史運動提供借鑑、經驗、智慧，開闢和創造新的未來。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們通過史學去認識歷史，確乎是史學的社會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關於這一點，春秋時期的人們在思想上已有深刻認識，在實踐上也有許多體驗。人們認識到通過學習「故志」即記載前世成敗之書，可以知道歷史上的「廢興」而引為「戒懼」[213]。孔子在回答學生所提的問題時曾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214]他還說過：「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215]孔子的這兩段話，充分說明了「文獻」（包括歷史記載和賢人）在幫助人們認識歷史方面的重要意義。南朝人劉勰關於這個問題提出了概括性的認識，他指出：「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216]「開闢草昧」的荒遠時代自然尚無文字記載，但在人類創造了文字以後，「居今識古，其載籍乎」卻是毫無疑義的。其後，唐人劉知幾把這一認識進一步發揮了，他寫道：假如「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過去的人與事「但一從物化，墳土未乾，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矣」。反之，「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217]。劉知幾從正反兩個方面說明了「世無竹帛」與「竹帛長存」給予人們的認識帶來的兩種結果，並且特別強調了後人之所以能夠「神交萬古」、「窮覽千載」，在時空上極大地開拓了自己的視野和心智的重要，很深刻地道出了史學的本質屬性。傑出的政治家唐太宗從親身的政治生涯中深切地認識到史學的重要，他在論到修史事宜的時候慨然說道：

  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纊，臨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銓事，歷茲未遠。發揮文字之本，通達書契之源：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218]

  唐太宗的「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219]的歷史觀念和政治思想，同他對史學的上述本質屬性的認識是密切聯繫的。

  以上這些認識，包含了兩種認識形式和價值取向。一種是著眼「居今識古」，即人們通過史學去認識歷史；另一種是強調「思齊」和「內自省」，即客觀歷史通過史學而對後人產生啟迪和教育作用。這兩種認識形式和價值取向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相互聯繫的：人們認識歷史，是人們從歷史中獲得啟迪、受到教育的基礎，而人們從歷史中獲得啟示、受到教育則是人們認識歷史的重要目的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兩種認識形式和價值取向中，史學都處於關鍵的位置；離開了史學，這兩種認識形式和價值取向是不可能被提出來的，即使提出來也是沒有意義的。

  

  總之，不論是認識歷史，還是歷史教育，都不能離開史學；歷史知識、歷史思想、歷史經驗、歷史上的真善美等，主要是憑藉著史學活動來記載、積累和傳承的。人們的史學活動，是人們在精神領域的歷史活動的一種形式，它因自身的性質和特點而在人們的歷史活動中處於重要的位置。

  第二，史學與社會進步。史學與社會進步的關係反映在許多方面，而以政治、文化、教育三個方面最為突出，也最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決策、歷史經驗、憂患意識同史學的關係最為密切。

  從政治決策看：《史記·商君列傳》記商鞅同舊貴族關於是否變法的激烈辯論，其中商鞅的歷史見解以及他運用這種見解來說明秦國變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對於秦孝公毅然任用商鞅實行變法的政治決策，有重要的作用。漢初，漢高祖劉邦命陸賈「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後陸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劉邦命名曰《新語》[220]。《新語·無為》篇指出：「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政而用刑太極故也。」認為實行「寬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這是闡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誤，也是為漢初基本國策的確立提供了歷史的和理論的根據。歷史證明，漢初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是有成效的。唐初，李世民為秦王時，即時時同虞世南「共觀經史」，「商略古今」，這對李世民即位後「貞觀之治」局面的形成，在決策上是有所裨益的。《舊唐書·虞世南傳》記：

  太宗重其博識，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懦愞，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太宗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221]

  對於唐太宗來說，在「共觀經史」、「商略古今」中得到的「多所補益」，自非一般問題，當是「帝王為政得失」的大事，且與「貞觀之治」有極密切的關係。從比較廣泛的範圍來看，唐初統治集團的政治活動與史學活動也是有極其密切的關係的。唐初所修梁、陳、北齊、北周、隋「五代史」，多是大臣參與而由宰相監修。其中，尤其是《隋書》的史論，多由魏徵撰寫，對於隋朝的興亡原因及其與秦朝的比較，多有深思宏論。這些，對於「貞觀之治」中的決策必也有深刻的影響。正像貞觀十年（636）「五代史」修成時，唐太宗勉勵史臣們所說的：

  朕睹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秦始皇奢淫無度，志存隱惡，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隋煬帝雖好文儒，尤疾學者，前世史籍，竟無所成，數代之事，殆將泯絕。朕意則不然，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公輩以數年之間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懷，極可嘉尚！[222]

  所謂「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這是從政治得失中得到的啟示，也是從史學對於政治決策的作用中得到的啟示，因而具有豐富的內涵。

  從歷史經驗來看：史學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從對歷史的記載、描述中，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總結前人在歷史活動中的經驗教訓；這些經驗教訓涉及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上面說到的政治決策是一個重要方面，但歷史經驗的價值並不僅限於此，它有豐富的內涵和廣泛的表現。如司馬遷撰寫《史記》的宗旨是：「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二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223]這裡有歷史的考察，也有哲學的思考，以及對於社會命運的關注。從司馬遷在《史記》中以深刻的見解、翔實的資料、精彩的史筆總結秦漢之際的歷史經驗開始，以下各部「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優秀之作，如《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隋書》、兩《唐書》、《明史》等，在描述歷史、總結經驗這兩個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又如同司馬遷並稱「兩司馬」的司馬光，其所主編之《資治通鑑》的主旨是：「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入史，以便於「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224]。明清之際王夫之著《讀通鑑論》，以其深邃的歷史見解，闡述了歷史上的種種經驗教訓，並對所謂「資」、「治」、「通」、「鑒」做了精闢的說明。[225]他所總結的「諛臣」是否得勢、得寵與國之存亡的關係[226]，統治階層是否看重「積聚」、「寶貨」與政治得失的關係[227]，「風教之興廢」與朝代興亡的關係[228]等歷史經驗，都是極具啟發性的通論。再如，唐代吳兢的《貞觀政要》、宋代范祖禹的《唐鑒》、王夫之的《宋論》，以及自賈誼《過秦論》以下歷代史學家、思想家所撰史論、政論，其真知灼見，不乏於時。所有這些，反映了中國史學所蘊含的歷史智慧寶庫的幽深博大。

  從憂患意識來看：孟子在講到治國、做人時指出：「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229]憂患意識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之一。這個品質在史學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龔自珍做了很好的總結，他強調說：「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230]這句話從一個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國歷史上「良史」的優秀品質。孔子、司馬遷、杜佑、司馬光、王夫之等這些古代大史家，無一不具有深刻的憂患意識。近代以來，如魏源、張穆、何秋濤、姚瑩、王韜、夏燮、黃遵憲、梁啓超、顧頡剛、陳寅恪、陳垣等，亦莫不若是；至於馬克思主義史家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侯外廬、翦伯贊則更是如此。近代史家的憂患意識是近代救亡圖強愛國主義思潮的突出表現之一。「良史之憂」的內在精神是自強不息、奮發進取，如同郭沫若所說，即使是「風雨如晦」之際，也正是「雞鳴不已」之時。[231]許多事實證明：史學上的憂患意識對社會各階層人們的思想影響，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精神動力之一。

  第三，史學與文化發展。史學是文化的一個方面；史學的發展不僅需要有一定的經濟條件、政治條件，也需要有相應的文化條件。但是，史學因其自身的特點，它也對文化的發展產生重大的作用。

  首先，表現在史學與文化積累的關係上。從狹義的文化觀念來看，史學的每一次進步，都為文化的發展增添了新的成果，從《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史書到《隋書·經籍志》史部所著錄的史書，可以看到這種成果積累的趨勢。然而，我們僅僅看到這一點是不夠的。這是因為，從廣義的文化觀念來看，史學所反映的內容，無不與文化發展、文明演進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說，史學所反映的內容，已遠遠超出史學（作為狹義的文化之一部分的史學）的範圍，而包括了經濟、政治、軍事、民族、民俗、科技、文化（狹義的文化）、教育，等等，並成為這些方面演進的記錄和載體。舉例來說，《隋書·經籍志》史部著錄諸書，是史學對文化（狹義的文化）的豐富；而作為史學著作的《隋書》所記載的歷史內容，卻遠遠超出了史學自身的範圍，使人們對隋代的文化（廣義的文化）現象、文明進程有深入認識和研究的可能。可見，史學在文化積累方面肩負著雙重任務。所謂積累，在文獻資料、歷史過程、思想遺產等各個領域，都是十分豐富的。

  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有戴書生、周進士、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機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原）系御前供話，為幕士請給，講諸史俱通，於咸淳年間，敷演《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聽者紛紛，蓋講得字真不俗，記問淵源甚廣爾。[238]

  在這段文字中，有幾點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是講史的範圍擴大了，甚至帶有一定的系統性，其取材多據《資治通鑑》，漢、唐史書，同時出現了像王六大夫這樣「講諸史俱通」的名家。二是《資治通鑑》成書於北宋，南宋時即為說話人所採用，說明它的社會影響是很大的；過去有一種說法，認為《資治通鑑》部帙太大，不能廣泛流傳，顯然是不完全符合事實的。三是講史人和大眾很關注本朝史事，所以《中興名將傳》能夠贏得「聽者紛紛」。四是講史人中的女性占了相當的數量，以致出現了像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這樣有名的講史藝人。從事講史的說話人，多稱作書生、進士、宣教，還有稱作官人、萬卷的，或許這都是大眾送給他們的雅號以致反倒埋沒了真實的姓名。總之，我們可以看到，當史學通過說話（講史）人和社會大眾結合起來的時候，顯示出了生機勃勃的活力，從而產生了更加廣泛的社會影響和社會作用。講史在元代也很流行。元末杭州城裡有個叫胡仲彬的人，兄妹都是「演說野史」的。[239]同宋代一樣，這時女性講史也很活躍。明人楊維楨有《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一文，記下了這位朱女士講史的風采。朱桂英女士擅長於講三國、五代故事，也能講北宋末年故事，她能講得「座客傾耳」[240]，足見其說話藝術甚高。胡仲彬兄妹原在杭州城講史，朱桂英女士又是錢塘人，這或許可以說明元代講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繼承了南宋臨安講史之盛的遺風吧。宋元時期的講史話本又稱平話（或稱評話），它在長期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系列，這跟變文中的歷史故事多以單篇存在有所不同。今存元代刻本《全相平話》，當是平話系列的匯刻本，可惜現在所見到的只有5種了。它們是：《武王伐紂書（呂望興周）》、《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秦並六國（秦始皇傳）》、《前漢書續集（呂后斬韓信）》、《三國志》。[241]歷史題材的變文和宋元話本的平話，或取材於歷代正史，或採擷於稗官野史，它們所說的歷史故事、興廢爭戰，都跟史學有一定的淵源，但變文和平話都不完全符合歷史的真實，因為它們包含了許多民間傳說和變文說唱者與講史藝人的虛構、想像及創作。因此，歷史題材的變文和平話，都是與歷史著作有關的文學作品；變文說唱者和講史藝人的活動，也都是跟史學活動有關的藝術活動。從這裡，我們十分清晰地看到，史學在相當大的規模上促進著大眾文化的發展。至於平話成為演義小說的前驅，許多歷史故事被搬上了戲曲舞台，也都滲透著史學對大眾文化發展的積極影響。

  史學對蒙學讀物發展的推動作用，是它促進大眾文化發展的另一個重要方面。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中國封建社會自唐宋以下，湧現出一批蒙學讀物。這類讀物，一方面是「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242]的教材，一方面也是市井百姓藉以粗知歷史文化知識的讀本。唐人李翰所撰《蒙求》，通常被看作是較早的蒙學讀物。該書采輯歷史人物的言行、故事，編寫成四言韻文，現存本共2484字，621句，讀來朗朗上口，流傳甚廣。此後，有許多以「蒙求」命名的蒙學讀物問世，成為大眾文化中的一種普遍現象。在蒙學讀物的發展中，史學起了積極的作用。今存傳統蒙學讀物數量不小，其中北宋王令所編《十七史蒙求》、南宋王應麟所編《三字經》、明代程登吉所編《幼學瓊林》是三部影響較大的蒙學讀物。《十七史蒙求》主要取材於「十七史」。「十七史」，是宋朝人對反映宋朝以前歷代史事的正史的統稱。然而此書在取材上，實已超出「十七史」的範圍，還涉及《左傳》、《國語》、謝承《後漢書》和《東觀漢記》等。《十七史蒙求》的編寫方法是：「其間聖君、賢相、忠臣、義士、文人、武夫、孝子、烈婦功業事實，以類纂集，參為對偶，聯以音韻……以資記誦，討論。」[243]這同李翰《蒙求》在編寫方法上大致相似，全書共16卷，比李翰《蒙求》豐富多了。所謂「參為對偶，聯以音韻」，是每四字一句，揭示一則歷史人物的故事，並使上下兩句成對，便於閱讀、記誦。《十七史蒙求》所做的啟蒙教育，並不僅僅是歷史知識，它包含了深刻的價值觀教育。從全書來看，還多有關於歷史觀、倫理觀、道德觀方面的內容，它們都寓於具體的歷史人物故事之中。

  《三字經》相傳為南宋著名學者王應麟編著，其流傳之廣、影響之大，又在《十七史蒙求》之上。它以三字韻文寫成，明清學人不斷有注釋、增補，至1928年有近代著名學者章太炎《重訂三字經》行於世。以清初王相《三字經訓詁》計，《三字經》的原文只有1128字，但它包含的內容卻很豐富。晚清賀興思《三字經註解備要》序說：「世之欲觀古今者，玩其詞，習其義，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歷代帝王之統緒，諸子百家之緣由，以及古聖昔賢由困而亨、自賤而貴，縷晰詳明，了如指掌。」這當然是指他的注本說的，但於此也可看出他對《三字經》內容的概括即「一部袖裡『通鑑綱目』」，是有其道理的。《三字經》從人性、教育講起，然後依次講到自然、社會、人倫、經籍、歷史，最後講歷史人物發憤讀書、終成大器的故事。關於歷史，作者用了20句240字，概括了自傳說中的「三皇」、「二帝」至元朝統一的歷史進程。王應麟是南宋末年人，入元後生活了17年，他只能把歷史寫到這裡為止。章太炎的重訂本把這個問題寫得更清晰了：「凡正史，廿四部，益以清，成廿五。史雖繁，讀有次：《史記》一，《漢書》二，《後漢》三，《國志》四，此四史，最精緻。先四史，兼證經，參《通鑑》，約而精。歷代事，全在茲，載治亂，知興衰。讀史者，考實錄，通古今，若親目。」[244]可見，史學所提供的歷史知識和歷史觀點，尤其是歷代治亂興衰的來龍去脈，成為《三字經》的重要內容。《幼學瓊林》是明代程登吉所編。「幼學」就是指「蒙學」；「瓊林」，在唐代是內庫之名，貯藏貢物，在宋代是皇苑之名，賜宴及第進士的場所，這裡是借指豐富、重要之意。《幼學瓊林》是關於中國歷史文化常識的通俗讀本，用對偶句子寫成，每句不拘字數，而聯句大致做到押韻，讀來朗朗上口，饒有興味。《幼學瓊林》在流傳中不斷為後人所增補，現今所傳最好的本子，是清代鄒聖脈的增補本，凡4卷33目。卷一主要講天地、朝廷，卷二主要講倫理關係，卷三主要講人事、器用，卷四主要講學識、技藝。《幼學瓊林》側重取材於紀傳體史書中的志和其他一些重要禮書（禮書也是史書的一部分）。這是因為，它以容納最基本的、最常用的成語、掌故為編寫的宗旨，故此書曾有《幼學須知》、《成語考》、《故事尋源》等異名。另外，它也有一些內容是取材於紀傳體史書的紀、傳的。如《文臣》、《武職》等目，都是講歷史人物的才幹、品質及其在歷史上的作為和影響的。當然，蒙學讀本中所講到的歷史，有的是屬於先民的傳說；所做的歷史評價，有的並不是很妥當的；所反映的歷史觀點，有的即使在當時也不是進步的觀點。對於這些，似不必用對於歷史著作的要求去要求它們。事物之間的關係是辯證的。我們在看到史學對蒙學讀本發展的積極影響的時候，也應該注意到蒙學讀本在普及歷史知識方面所起到的積極作用。

  史學的天地很廣闊，大眾文化的天地也很廣闊，史學和大眾文化的結合也必有廣闊的天地。今天的史學，今天的大眾文化，需要人們用新的眼光、新的高度來思考它們之間的辯證關係，促進它們的結合，這將是大有可為的。

  最後，表現在史學與民族文化發展的關係上。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自秦漢以後更是一個不斷發展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因此，民族文化的發展在中華文化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學以其獨特的形式推動著民族文化的發展。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史書對於多民族歷史活動的記載成為歷代「正史」的重要內容之一，從而對於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著潛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個方面，史書對於西周、漢、唐這些盛大朝代的記載，既作為史學的形式又作為文化的形式影響著周邊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發展。這種影響，一是反映在多民族活動的歷史舞台上，二是反映在對多民族歷史淵源的共識上，三是反映在各民族歷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會上。從《春秋》、《左傳》起，「諸華」與「諸夷」的歷史，就成為古代史家記載的對象與範圍。司馬遷的《史記》更是把周邊各族都寫到了，從而描繪出一幅宏大的多民族活動的歷史畫卷。歷史上儘管有所謂華夷之辨，但寫多民族的歷史確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傳統。《史記》以《五帝本紀》開篇，黃帝、炎帝成為中國文明史的源頭，在《史記》以後的兩千多年中，這一思想傳統和歷史影響始終沒有中斷，從十六國到遼、金，從近代民族意識的形成和發展到現今的「多元統一」的民族觀、國家觀，是一脈相承而又不斷發展的。從《左傳》記孔子「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245]，到遼、金、元統治者主持翻譯漢文史書《貞觀政要》、《資治通鑑》，推重「五經」、「十七史」，以及隋唐以下歷朝皆尊《魏書》、《北齊書》、《周書》、《遼史》、《金史》等為「正史」，而清朝在修成《明史》的基礎上總匯為「二十四史」，這是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演進的過程，也是多民族文化融匯、發展的過程，而史學則在這個過程中承擔著重要的任務。

  第四，史學與人生修養的關係。中國先民從很早的時候起，就重視通過學習歷史來提高自己的德行、見識。「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246]，當是對於這一傳統的總結。春秋時期，楚國大夫申叔時論教導太子時，大多講的是對於史書的學習，以增進太子的人生修養。[247]司馬遷寫《史記》，重視歷史上那些「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人；他推崇《春秋》，認為它「辯是非，故長於治人」[248]。可見，他是很自覺地意識到撰寫歷史同有益於人生修養的關係的。史學對於人生修養的重要，人們可以從不同的方面加以強調。上面講的「畜德」，是基本的一條。此外，史學家還從治身、治世、明道幾個方面說明史學之不可荒廢。唐代劉知幾從史學與社會的關係這個角度出發，把史家寫人物的問題提到理論上來認識。《史通·人物》篇開宗明義地指出：「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249]他的這幾句話，至少表明了兩點認識：第一點認識是，史家作史而寫人物，必著眼於善惡突出者，因為他們可以起到「誡世」和「示後」的作用；第二點認識是，倘若有一些「惡可以誡世」、「善可以示後」的人，死後其名不為世所知，那就是史官的失職。前一點認識，是提出了史家寫史當以什麼樣的人入史的標準；後一點認識，是指出了史家在寫人的問題上所擔負著的社會責任。劉知幾在本篇末寫道：「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不論寫人還是寫事，都是史家應當慎而又慎的。

  元代史家胡三省在《新注資治通鑑序》中寫道：「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因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250]他這裡說的「自治」、「防亂」、「事君」、「治民」、「謀身」、「作事」，等等，也可以用修身和立事來概括，只是他對立事講得更多一些；不過對於政治人物來說，所謂「事君」、「治民」本是一種政治修養，同樣也是人生修養的一個方面。清初史家王夫之在解釋《資治通鑑》的「通」的含義時說，「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國是在焉，民情在焉，邊防在焉，臣誼在焉，臣節在焉，士之行己以無辱者在焉，學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雖扼窮獨處，而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故曰『通』也」。[251]王夫之這裡說的，可以視為是比較全面的人生修養了；如果也要用修身、立事來概括它們的話，那麼所謂「君道」、「國是」、「民情」、「邊防」當屬於立事方面，而「臣誼」、「臣節」、「自淑」、「誨人」等當屬於修身方面。在王夫之看來，一部《資治通鑑》對於人生修養來說，確乎是非常重要的。可見，人們認為史學對於修身、治世的重要，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的思想傳統。中國史學還有一個優良的思想傳統，即撰史、讀史可以明「道」。胡三省曾經批評一種偏見，寫道：

  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252]

  胡三省不贊成只有「經」是「載道」的、「史」不過「記事」而已的說法，他認為「道」包含在「事」當中，通過史書所記史事反映出來的得失成敗，可以認識到「道」是始終在發揮作用的。人們要認識「道」，是不能沒有史學的。清代史論家龔自珍也認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為史。」[253]胡三省、龔自珍用「道」這個古老的哲學範疇來說明史學所包含的認識價值，包含著更明確的從歷史進程中認識其發展規律的觀念。

  總之，史學與人生修養的關係，以「畜德」為基礎，以修身、治世、明道為目標，以有益於社會實踐、歷史進步為歸宿。

  第五，史學與歷史教育。史學的社會作用，不論是在於人們認識歷史方面、促進社會進步方面，還是在於推動文化發展方面、裨益人生修養方面，以及其他一些方面，都是史學對於人的作用的結果，都是通過人的認識的提高和人的社會實踐來實現的。這是因為，「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254]。從這個意義上說，史學的社會作用，本質上是歷史教育作用。關於這一點，中國史學史已做了十分明確的回答，即自史學產生以來，人們就越來越自覺地認識到史學的社會作用的極其重要性，就越來越自覺地重視歷史教育。學習、研究中國史學史，對於深入地、廣泛地、有效地進行歷史教育，具有重要的意義。首先，是認識中國歷史，尤其是認識記述中國歷史的重要典籍。客觀歷史已經逝去了，我們可以通過記述歷史的重要典籍去認識它、理解它；懂得的歷史典籍越多，對歷史的認識、理解就會越深刻。古人已有「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的認識；我們有唯物史觀做指導，在分析和把握歷史典籍上、在認識和理解歷史上，還應當超過前人。認識中國歷史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比如，它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這個發展歷程有些什麼特點和優點；它在世界文明史上曾經有些什麼作為，處於何種位置；它的民族精神是什麼，這種民族精神是怎樣形成的；它積累了哪些精神財富、歷史智慧，這些精神財富、歷史智慧的載體是什麼，人們如何去開發、利用它們，等等。在這方面，豐富的中國史學遺產可以給予人們有益的、不可缺少的幫助。懂得中國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255]。史學對於歷史教育的重要，其根本即在於此。其次，是認識歷史教育的特點，以便更好地發揮歷史教育的作用。中國史學歷史悠久，典籍豐厚，內容繁富，形式多樣，史筆優美；短篇小錄者有之，鴻篇巨製者有之；成於官府者有之，撰於私家者有之；「方以智」、「圓而神」齊備，德、才、學、識各有所長者代有所出。這些優秀的史學遺產，使歷史教育可以充分發揮它的特點和優點：一是由於歷史著作的覆蓋空間恢廓，可以使歷史教育具有廣泛的社會性，使社會公眾都能受到這方面的教育和薰陶。二是由於歷史著作的內容、形式、層次之結合得多姿多彩，可以使歷史教育具有突出的適應性，使社會各階層人物都能從與之相適應的歷史著作中得到有益的啟示和教益。三是由於歷史著作中所蘊含的中華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蘊和眾多傑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經驗和智慧，這就使歷史教育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劉知幾說：「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256]今天看來，這話仍然是對的。

  [1] 參見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4～18頁。

  [2] 劉節：《中國史學史稿》，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年，第10～14、25頁。

  [3]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六《釋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69頁。

  [4] 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1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頁。

  [5] 參見《論語》第十五《衛靈公》，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67頁。《孟子》卷八《離婁下》，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92頁。學術界也有以此二處之「史」為史書之說。

  [6] 《呂氏春秋·察傳》，許維遹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619頁。

  [7]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73頁。

  [8] 司馬遷：《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序、卷十五《六國年表》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641～642、830頁。

  [9] 班固：《漢書》卷三十《藝文志》春秋家後序，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715頁。

  [10]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7頁。

  [11] 參見陳壽：《三國志》卷五十四《吳書·呂蒙傳》注引《江表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275頁。陳壽：《三國志》卷六十四《吳書·孫峻傳》注《吳書》所記留贊事，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445頁。

  [12] 參見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雜史類，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61頁。

  [13] 范曄：《後漢書》志第十九《郡國志》序，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385頁。

  [14] 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宋書》卷六十九《范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830頁。

  [15] 《禮記正義·玉藻》，《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473～1474頁。

  [16] 《周易正義·大畜》，《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40頁。

  [17] 《周易正義·繫辭下》，《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89頁。

  [18]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78頁。

  [19] 司馬遷：《史記》卷十五《六國年表》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831頁。

  [20]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5頁。

  [21] 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正史類小序，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57頁。

  [22] 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八十一，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467頁。

  [23] 房玄齡等：《晉書》卷一百五《石勒載記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735頁。按：此處參考楊翼驤說，參見《中國史學史緒論》，《南開大學歷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紀念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73頁。

  [24] 杜佑：《通典》卷二十七《職官九·國子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763頁。

  [25] 參見房玄齡等：《晉書》卷二十四《職官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37頁。

  [26] 房玄齡等：《晉書》卷一百十七《姚興載記上》，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980頁。

  [27] 沈約：《宋書》卷九十三《隱逸·雷次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293～2294頁。

  [28] 杜佑：《通典》卷二十四《職官九·國子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764頁。

  [29] 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7855頁。

  [30]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四《殷侑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053頁。

  [31]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六《史學》，黃汝成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58頁。

  [32] 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鑑序》，《資治通鑑》卷首，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29頁。

  [33]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頁。

  [34] 阮元：《十駕齋養新錄》序，《十駕齋養新錄》卷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第1頁。

  [35] 章學誠：《章氏遺書》補遺《上朱大司馬論文》，《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12頁。

  [36]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九《家書二》，《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頁。

  [37]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九《家書三》，《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頁。

  [38]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四《釋通》，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76頁。

  [39]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九《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1頁。

  [40]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一《書教下》，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49頁。

  [41] 參見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第261～278頁。

  [42] 參見楊翼驤《中國史學史緒論》一文，其中有專題論到「過去對於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楊翼驤：《中國史學史緒論》，載《史學史研究》1985年第1期。

  [43]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26～1327頁。

  [44] 劉知幾：《史通》原序，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頁。

  [45]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六《馬植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565頁。

  [46] 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7674～7676頁。

  [47] 《史略》卷四有「史略」一目，與史表、史鈔、史評並列。其所著錄諸「略」，如《三史略》、《後漢略》、《魏略》等，均可視為某一方面的簡史。據此，亦可說明《史略》一書的性質。

  [48] 洪邁：《容齋隨筆·容齋四筆》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11頁。

  [49] 洪邁：《容齋隨筆·容齋三筆》卷四、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58、571頁。

  [50]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一《易教上》，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頁。

  [51] 參見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一《書教上》，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0頁。

  [52]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四《釋通》，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77頁。

  [53]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五《申鄭》，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464頁。

  [54] 趙翼：《廿二史札記》小引，王樹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頁。

  [55] 陳垣：《陳垣史源學雜文》前言引陳垣語，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頁。

  [56] 趙翼：《廿二史札記》錢大昕序，王樹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885頁。

  [57] 參見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分論三《文物的專史》之第四章中的「史學史的做法」一節，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第261～278頁。

  [58] 參見［美］J.W.湯普森：《歷史著作史》中譯本譯者前言，謝德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3頁。［意］貝奈戴托·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中譯本所收義大利文第一版序，傅任敢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3～4頁。

  [59] ［意］貝奈戴托·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中譯本，傅任敢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34頁。

  [60] ［意］貝奈戴托·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中譯本，傅任敢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36頁。此處作「歷史思想」，前引文作「史學思想」，二者迥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