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史學和社會

  一、社會歷史的演進與史學的發展

  

  學習和研究史學史，歸根到底是為了有助於人們認識社會歷史的發展，增強對於社會歷史的責任感，自覺地投身於社會歷史前進的潮流。

  史學與社會的關係，是我們認識史學的出發點，也是我們認識史學的歸宿。關於這個問題，中國古代史學家、思想家提出過不少真知灼見。

  首先，從長時段的歷史來看待社會的變化與史學發展的關係。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200]這話可以做這樣的理解：周王的事業衰落了，《詩》也就沒有了；《詩》沒有了，代之而起的是《春秋》。孟子還說，《春秋》一類的書，寫的是關於齊桓公、晉文公這些霸主的事。在孟子看來，周王室興盛的時代，是《詩》的時代；周王室衰落了，霸主迭起的時代，便是《春秋》的時代了。這是指出了時代的變化及其特徵，影響到《詩》之亡、《春秋》之興。

  那麼，在孟子時代，《詩》意味著什麼呢？從《孟子》一書來看，它講到《詩》的地方有43處，大多為孟子所引用。其中，有的是藉以闡發孟子的倫理思想、道德原則的，而比較多的徵引都是為了說明歷史，強調以歷史為借鑑，進而表明孟子的政治主張、社會理想。以《孟子·梁惠王》為例，孟子見梁惠王，談話剛開始，孟子就引用《詩·大雅·靈台》的詩句，用來說明如下的重要道理：

  文王以民力為台、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台曰「靈台」，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201]

  這是諷刺梁惠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以為樂的情景。

  當齊宣王自稱「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時，孟子引用《詩·大雅·皇矣》說：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202]

  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孟子還稱讚「武王之勇」，說是「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同時又尖銳地指出：「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從《詩》、《書》論到文王、武王之勇，是針對齊宣王所謂「寡人好勇」而說的，希望他不要成為「匹夫之勇」。當齊宣王又說「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時，孟子引用了《詩·大雅·公劉》的詩句，然後說：「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孟子還針對齊宣王的「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的說法，引用《詩·大雅·絲》的詩句，指出：古公亶父的時候，「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203]

  通觀孟子同梁惠王、齊宣王的談話，他引用《詩》來說明歷史、引導現實，包含了西周歷史上許多重要的人和事。由此我們可以體察到，孟子說的「王者之跡熄而《詩》亡」的深刻含義：這是一個時代的衰落，以及反映這個時代之歷史的表現形式的衰落。

  《國語·楚語上》記大夫申叔時論教導太子，其中談到「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三國韋昭注云：「導，開也。顯德，謂若成湯、文、武、周、邵、僖公之屬，諸詩所美者也。」[204]這是春秋時期人們的認識，它也揭示了詩同歷史的關係。孔子對他的學生們強調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205]在孔子看來，詩的內容是非常廣泛、非常重要的。孟子處在孔子作《春秋》之後，他把《詩》與《春秋》聯繫起來考察、比較，因而更加強調了《詩》同歷史的聯繫。清人章學誠繼承、發展前人的認識，提出「六經皆史」的論點，認為「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206]，其中關於《詩》的認識，當與孟子的見解有歷史上的淵源。

  其次，是從近期的歷史發展來說明社會同史學的關係。這一點，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有很明確的認識。他臨終之前同司馬遷的談話，特別使他引為遺恨的是：「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207]這幾句話，前半部分講的是社會的變化，後半部分講的是應把這個變化記載下來，寫成史文。簡言之，司馬談所說的史文，就是反映「漢興」的歷史。這種把史書看作是社會歷史的反映的思想，在中國史學上是很豐富的。

  例如，唐高祖李淵在《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中指出：

  伏犧以降，周、秦斯及，兩漢繼緒，三國並命，迄於晉、宋，載筆備焉。

  自有晉南徙，魏乘機運，周、隋禪代，歷世相仍，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綿歷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至於發跡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於時。然而簡牘未修，紀傳咸缺，炎涼已積，謠俗遷訛，餘烈遺風，泯焉將墜。朕握圖御宇，長世字民，方立典謨，永垂憲則；顧彼湮落，用深軫悼！[208]

  這篇詔書，主要是說明撰寫梁、陳、魏、齊、周、隋六代史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而它在說明這種必要性和緊迫性時，正是以這些朝代的歷史為出發點。

  又如，元初大臣王鶚上書世祖忽必烈說：

  自古帝王得失興廢，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國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罔不臣屬，皆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歲久漸至遺忘。金《實錄》尚存，善政頗多；遼史散逸，尤為未備。寧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館不立，後世亦不知有今日。[209]

  這段話也是講的修史的重要，其前提則是「我國家以威武定四方」的歷史。唐初先後寫出梁、陳、北齊、北周、隋五代史和《晉書》、《南史》、《北史》等八部正史，元末則寫出《宋史》、《遼史》、《金史》，這同他們對有關時期的客觀歷史的認識是分不開的。

  再次，是從歷史上的重大變動來說明社會同史學的關係。關於這一點，《隋書·經籍志二》的「霸史」篇小序頗具代表性。它這樣寫道：

  自晉永嘉之亂，皇綱失馭，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眾。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竊號，然其君臣忠義之節，經國字民之務，蓋亦勤矣。而當時臣子，亦各記錄。後魏克平諸國，據有嵩、華，始命司徒崔浩博採舊聞，綴述國史。諸國記注，盡集秘閣。[210]

  這裡，作者指出了十六國的興起、存亡這一重大事變，是「霸史」即「諸國記注」出現的原因。所謂「霸史」，在當時人看來，是大不同於「正史」的。但作為正史之一的唐修《晉書》，卻在「載記」中大量吸收了「霸史」的資料，可見十六國的興起、存亡之影響史學的發展是多方面的。

  最後，從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風習來看社會與史學的關係。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風習會影響到史學的發展，甚至會影響到這一時期的史學的特點。《隋書·經籍志二》譜系篇小序指出：

  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者，並為河南洛陽人。其中國士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及周太祖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並令其為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又以關內諸州，為其本望。……今錄其見存者，以為譜系篇。[211]

  貴本望而重譜系，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風氣；這種風氣的盛行給史學以深刻的影響，那就是譜系之學的發展，並在《隋書·經籍志》史部十三類中占據一類。其遺風餘韻，至唐盛世而未減。宋人鄭樵指出：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為考定詳實，藏於秘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此近古之制，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212]

  鄭樵所指出的這一歷史現象，包含了兩種辯證關係：一是門閥風氣與譜系之學的相互關係，一是社會風氣之變化與史學現象之變化的相互關係。

  總之，一定的社會條件必然影響到史學的發展、面貌、特點，這表現在許多方面。這裡所列舉的，是幾個重要的方面。這一點，是我們認識社會與史學之關係的基本理論。只有把握了這個基本理論，我們才能夠深入地揭示史學的社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