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學思想

  中國古代史學中也蘊含著豐富的史學思想，其基本範疇和主要問題是：史家的史德、史才、史學、史識，直書與曲筆，史之為用，史之為美，史學與經世，史學批評的理論與方法等。史學理論是關於史學本身的性質及其與社會的關係，史家之修養與批評的理論。它同史家對於客觀歷史的認識即歷史思想有密切的聯繫，也有明顯的區別。

  中國古代史學歷來講求信史原則，即「《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157]。這個原則反映在史官記事的要求上，就是「書法不隱」。春秋時期，晉國史官董狐因「書法不隱」而被孔子譽為「古之良史」。春秋時期形成「君舉必書」的傳統，也是信史原則在史官記事方面的要求。《左傳·莊公二十三年》記魯國曹劌的話說：「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158]意謂國君所為倘不合乎法度，被史官記載下來，這叫後人怎麼看待呢？北周史官柳虬說：「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為監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159]這是從信史原則發展到對史官直筆的理論說明，即一是「記事」以保存信史；二是「監誡」以「彰善癉惡，以樹風聲」。這本是史學的目的，但史學如果沒有秉筆直書作為前提，這兩個目的都不能達到。劉知幾發展了柳虬的觀點，在《史通》中分別寫了《直書》篇和《曲筆》篇，進一步從理論上對直筆（直書）做了闡述。劉知幾的直筆論，從社會根源、史學工作和史家個人品質來分析直筆這個範疇的含義及其實踐，是有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的。劉知幾的直筆論也有局限性。他說：「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160]這顯然同他所闡說的「史之為務」的宗旨相悖，也同他所批評的「諛言媚主」、「曲筆阿世」的現象相近。名教在他那裡成了直筆的限度。中唐時期，柳宗元為批評韓愈寫的《答劉秀才論史書》，寫了《與韓愈論史官書》。柳宗元的這封信，從無神論的高度批評了韓愈說的「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的論點；又以史以「取信」後世的神聖職責闡明史家應堅守「直道」的必要性；還指出史家要有一種自覺的精神，不是要靠別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的。柳宗元這封信中所提出的一些見解，把劉知幾的直筆論又從理論上推進了一步，他不僅僅是從個人的「穢跡」、「惡名」來看待直筆的作用，而是真正把直筆同史以取信後世的莊嚴事業直接聯繫起來。中國史學上的「董狐筆法」，經孔子首倡、劉知幾等人的發展，成為有豐富內涵的直筆論，其影響所及直至明清。

  直筆是信史的基礎，但僅有直筆還是不夠。因為秉筆直書一般是對當時人記當時事提出的要求，而一部信史的完成往往不是當時人記當時事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後人的俊識通才方能完成。關於這一點，劉知幾曾有很精闢的論斷：「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俊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161]當時之簡，屬於草創，以博聞實錄為貴，而實錄是其核心。後來之筆，功在經始，以俊識通才為貴，而通識是其核心。二者相須而成，乃有信史。重實錄，自應提倡直筆精神；尊通識，關鍵在於采撰藝術。故采撰論實為信史原則的又一要義。劉知幾說：「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162]他舉出《左傳》、《史記》、《漢書》的作者不僅都廣徵博採，而且所征所采者都是「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劉知幾十分明確地指出了采撰同「取信」的聯繫，還列舉了一系列在采撰上失誤的事例，如「苟出異端，虛設新事」，「恢（詼）諧小說，或神鬼怪物」，「務多為美，聚博為功」，「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訛言難信，傳聞多失」，還有「古今路阻，視聽壤隔」，「涇渭一亂，莫之能辨」等。他的結論是：「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劉知幾的采撰論，一是指出史家必須「徵求異說，採摭群言」，才有可能寫出名作；二是這種徵求、採摭工作必須謹慎對待各種文獻和「異辭疑事」。總之，不博採不能成一家之言，不慎采則必然誤入歧途。只有把博採同慎采結合起來，才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在劉知幾看來，這種「後來之筆」在「俊識通才」上的要求，中心問題是鑑別文獻的虛實和價值，是如何把握歷史事實。采撰論提出的論點，在史學上有充分的根據。劉知幾舉《左傳》、《史記》、《漢書》為例，其中《史記》是最有代表性的。司馬遷自謂：「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163]司馬遷的自序足可用以揭示劉知幾提出采撰論的史學淵源。采撰論的思想，或直接，或間接地為後人所繼承與闡發。中晚唐時期，李肇撰《唐國史補》，他在序中闡明撰述宗旨時，把「紀事實」放在首要位置上。曾任史館修撰的李翱作《百官行狀奏》，認為行狀之作，「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164]。宋人吳縝給「事實」下了一個定義，即「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165]。這些觀點反映出史學家們在關於怎樣看待歷史事實方面所做的理論探索，從而豐富了采撰論的內涵。

  直筆論和采撰論是信史原則的兩大理論基石，其核心是求實與取信，在中國古代史學理論上占有重要位置。

  功用論是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又一個重要方面。在中國古代，人們很早就認識到客觀歷史的鑑戒作用。《尚書·召誥》說：「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166]《詩·大雅·盪》說：「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167]都是說要以歷史上的興衰成敗作為鑑戒。人們認識到史學的這種作用也很早，春秋時期楚國大夫申叔時教導太子說：「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168]韋昭注曰：「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世，謂先王之世系也。」「令，謂先王之官法、時令也。」「語，治國之善語。」「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訓典，五帝之書。」「春秋」，是春秋時期各國國史的統稱。楚國國史，也稱為「檮杌」。春秋、世、令、語、故志、訓典，是幾種不同內容和形式的歷史記載。申叔時的話，包含了對於歷史記載之功用的廣泛認識。在史學興起之初，人們就有這樣的認識，說明史學對於政治、對於統治人物的個人修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楚國史官左史倚相，就以其豐富的歷史知識和見解在政治活動中發揮作用而著稱於世。根據孟子和司馬遷的說法，孔子是古代史學上第一位認識到歷史撰述之社會功用的史家。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169]司馬遷在答壺遂所問「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時，引用了孔子的話：「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從《春秋》記事所用的事例來看，他們的說法不是毫無根據的。漢初君臣是懂得歷史撰述的政治功用的，劉邦命陸賈撰《新語》一書就是很突出的事例。司馬遷更加明確地闡述了史學的政治功用和社會功用。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他強調「《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的作用，指出：「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饞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說明《春秋》中有豐富的歷史經驗可為借鑑。第二，他認為《詩》、《書》、《春秋》、《國語》等書都有「述往事，思來者」[170]的作用，這也是他著《史記》的主旨。第三，他把「稽其成敗興壞之理」[171]作為撰寫歷史的主要內容，把「成一家之言」作為自己撰述的志向，這是史學家第一次表明歷史撰述具有重大社會價值的自覺意識和崇高信念。東漢以後至唐初，史家論史學功用者甚多，其中東漢末年荀悅所論比較有代表性。他在《漢紀》序中論《漢紀》的內容是：「有法式焉，有鑑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這說明他對西漢史事有明確的分類。他又論《漢紀》的功用是：「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國者之常訓，典籍之淵林。」[172]這雖是就《漢紀》說的，但可以看出，荀悅對史學的功用有比較開闊的認識。當然，這裡說的興、治、動、靜、言、行、懲惡勸善、獎成懼敗，主要還是指的政治功用，但也不限於政治方面。盛唐時，劉知幾著《史通》，進一步豐富了功用論的內容。劉知幾的新貢獻在於：首先，他闡述了史學為什麼具有社會功用的問題。他指出：「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173]這是從歷史認識到古今聯繫上說明歷史撰述的功用，而特別強調古代史官所起的作用。其次，他指出：「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174]把史學的功用提到「急務」和「要道」的重要性上來認識，這還是第一次。把「生人」與「國家」同史學的關係相提並論，以前也不曾有過。唐太宗曾經說過：「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175]這是一個政治家的卓識。劉知幾提出「史之為用」這個概念，在史學理論發展上是有特殊意義的。最後，劉知幾關於「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的論述，也包含著從理論上說明史學功用的幾個方面。中唐以後，史學家經世致用思想有了明顯的發展，從而進一步充實了功用論的內涵並使其具有鮮明的社會實用目的。杜佑《通典》自序說：「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他強調歷史撰述的主要目的是「詳古今之要，酌時宜可行」[176]。李翰所作《通典》序，詳論《通典》「經邦」、「致用」之旨，是闡述史學經世致用理論的大文章。杜佑的撰述旨趣，反映出他對史學的社會作用的認識有兩點是不同於前人的。第一，他突破了在史書中主要從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方面總結治亂得失的模式，進而深入到從各種制度的興革流變對歷史上的治亂得失做全面的考察。事件、人物不能完全排除偶然的因素；而制度、政策則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從這兩個方面來認識史學的功用，是功用論的重大發展。第二，他突破了史家歷來所強調的史學對於現實社會尤其是現實政治的鑑戒作用這一認識模式，提出了以史學「經邦」、「致用」、「將施有政」這一具有直接實踐作用的認識模式。朱熹認為：「杜佑可謂有志於世務者。」[177]其中道出了杜佑的史學經世思想的真諦。中國古代史學的經世思想，是史學功用論的新發展。在杜佑之後，經宋代司馬光、鄭樵，元代馬端臨，明代王圻，明清之際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顧祖禹，直至清中葉龔自珍，都在這方面有理論上的建樹。其中，王夫之的《讀通鑑論·敘論四》對資、治、通、鑒之含義的闡釋，從歷史認識上進一步說明了史學何以有功用，何以可經世。他認為史學具有的功用是：「鑒之者明，通之也廣，資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應而不窮。」[178]王夫之的許多論述，多具有思辨的色彩，這是劉知幾當時所不可能達到的理論高度。中國古代史學之功用論的發展，至龔自珍提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為史」[179]的命題而達到理論上的高峰。這個命題明快地表述了「史」與「道」的關係：道以史為基礎，史以道為目的。無史無以言道，無道則史亦無用。這還可進一步理解為：史之為用，不應拘於一事一物，而應從明於道入手；道之為言，不應只是空論泛說，尤其是重大的道理，必先致力於史學才能獲得。

  史家修養論在古代史學理論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中國古代史學上，論史家修養的人很多，而所論基本範疇則源於孟子所概括的事、文、義。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180]他從歷史的變化講到春秋時期國史的發展，其中重點是論孔子所作的《春秋》。孟子認為，一般的國史所記之事不過是齊桓、晉文之類，其表述是記載歷史的筆法，只有孔子的《春秋》繼承了《詩》中所包含的大義。戰國以後，史學上討論史家修養或史學批評一般都要涉及史事、文采、見識這三個方面。大凡有成就的史家，不僅重視史事與文采，而尤其重視歷史見識方面的修養。在這方面，《後漢書》作者范曄（398—445）有很強的自覺意識。他撰《後漢書》，於序、論上尤下功夫。他自謂：「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從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說：「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181]范曄對自己所撰的序、論、贊的評價，或揚之過高。但他的序與論，確是上乘之作，他強調「精意深旨」，正表明他對於歷史見識方面修養的重視。他對「贊」的自我評價，說明他也十分重視文采。在史事的「整理」上，他認為與《漢書》相比「未必愧也」。他還重視史例，說：「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從這些方面來看，范曄在史家的自我修養方面有很高的自覺性，也有很深的造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惜他的「紀傳例」已不存，難以窺其全貌了。《文心雕龍》一書雖出於文學評論家劉勰之手筆，但其中的《史傳》篇卻是較早討論史學理論的專文。《史傳》篇涉及史學理論的幾個方面，其文末贊語說：「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總。騰褒裁貶，萬古魂動。辭宗丘明，直歸南、董。」[182]這幾句話可以依次概括為體、事、義、文、直五個方面。這五個方面，不是指一個史家說的，可以看作是對史學的綜合評論，也可以看作是關於史家修養的綜合性概括。

  宋代以下，在史家修養論方面所可稱道者，一是宋代曾鞏，二是清代章學誠。曾鞏曾任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修撰等職，參與過一些校正前史的工作，並為此撰寫了有關序錄，反映出他的史學見解。《南齊書目錄序》是他在這方面的代表作。他的史家修養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把它同史學是否能真正發揮出其社會作用聯繫起來看待的。社會為什麼需要史學？他認為：「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託」，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史學之種種成果乃是前人歷史經驗教訓、可為後人借鑑的載體。這同劉知幾說的「史官不絕，竹帛長存」的道理是一樣的。而曾鞏的理論貢獻在於他指出了這種載體可能會有負社會之所託的種種原因，即「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跡，將暗而不章，郁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他說的意、實、理、辭這幾個方面的要求，前人都提到過，但像他這樣做綜合表述的，還不多見。曾鞏進而從正面論到他對「良史」的見解，說：「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187]這裡他又提出明、道、智、文四個概念，可分別理解為為史之明、為史之道、為史之智、為史之文等幾個方面的要求。這就是他的史家修養論的基本見解。結合劉知幾的才、學、識「三長」來看，曾鞏說的意、理、智，都屬於史識範圍；實、明，當屬於史學範圍；辭、文含義相近，屬於史才範圍。他說的「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有超出才、學、識「三長」的地方，這是中唐以來史學經世思想發展的反映。因此，曾鞏提出的「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的命題，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和理論價值。曾鞏的史家修養論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提出的：「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188]他把「良史」提高到「天下之材」的高度上來認識和要求，從而超出了僅僅從史學範圍來討論史家修養問題，這也是有積極意義的。曾鞏的史家修養論中包含有對史家品質上的要求，但他沒有像前人那樣提得明確。章學誠在史家修養論方面的貢獻可以概括為兩點：一是他明確地提出了「史德」這個極重要的範疇，並對其做了比較深入的闡釋；二是他對劉知幾提出的才、學、識「三長」說做了理論的說明。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的《書教》、《文德》、《史德》、《婦學》、《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等篇，多次論及才、學、識。他說：「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189]又說：「夫才須學也，學貴識也。才而不學，是為小慧。小慧無識，是為不才。不才小慧之人，無所不至。」[190]表明他是肯定劉知幾的史家「三長」說的理論價值的。他還對才、學、識三者的關係做了辯證的說明，而尤其強調史識的重要。劉知幾只講了才與學的關係，章學誠發展了他的觀點，同時又指出：「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才也，擊斷以為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於是他進而提出：「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191]顯然，章學誠對劉知幾的「三長」多少有些誤解。第一，劉知幾說的才、學、識並不限於記誦、辭采、擊斷，《史通》所論可為明證。第二，劉知幾論史識，強調「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以及他的直筆論，都包含著對史家在德行上的要求，足見他並非不重史德。儘管如此，章學誠明確提出「史德」這個範疇，作為對才、學、識三個範疇的補充，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他說史德是「著書者之心術」，那麼「心術」又做何理解呢？章學誠解釋說：「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他講的「天」，就是歷史的客觀性，而「人」就是史家的主觀性，所謂「盡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說不要用史家的主觀好惡去影響歷史的真實面貌。章學誠的看法還包含辯證的因素，這就是完全做到反映歷史的真實即「盡其天」和完全做到排除史家的主觀好惡即「不益以人」。這些要求都是極難達到的，但如若史家懂得這個道理並努力去做，也就稱得上「著書者之心術」即具有史德了。那麼有沒有判斷「心術」的標準呢？章學誠認為，「心術」是通過「文辭」表現出來的，因而由文辭可推知史家之心術，由心術而判斷其德之高下。他進而又認為，「氣」和「情」是審視辭的兩個方面，「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而「氣貴於平」，「情貴於正」，都在平時的修養，即「心術貴於養也」。如若「氣失」，則宕，則激，則驕；「情失」，則流，則離，則偏。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故「心術不可不慎也」[192]。這是章學誠對史德、心術、文辭所做的哲學思考。劉知幾用列舉實例的方法以揭示「正直」與「不直」的區別；章學誠是用推理的方法，從理性的高度來揭示「心術」之正與不正的區別，這顯示出章學誠在理論上確有超出劉知幾的地方。但劉知幾論「正直」與「不直」時，是從社會根源講起；章學誠分析心術則視為史家的內省功夫，在這一點上章學誠也有不及劉知幾的地方。章學誠同劉知幾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也未能擺脫「名教」的桎梏。其《史德》篇以三分之一的文字來證明《離騷》與《史記》「皆不背於名教」，連《史記》中所可能反映出來的任何一點批判精神都加以否認，這不免又使他的「史德」論的理性之光多少帶有一點暗淡的色彩。

  中國古代史學理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即史學批評論。史學批評反映了社會對史學的評價和要求，也是史學自身批判、繼承、發展的一種機制，故史學批評論實為史學理論的重要方面之一。從史學初具雛形起，就有史學批評的萌生。孔子評論董狐、《左傳》評論《春秋》是這一萌生的最早標誌。孔子曾評論董狐書法。《左傳》前後有兩處評論《春秋》，一處是成公十四年：「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193]另一處是昭公三十一年：「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194]這兩處評論都包含三層意思，前兩層意思是相近的，一是指出了《春秋》表述上的特點，二是指出了《春秋》的「懲惡勸善」的社會作用。第三層意思略有不同，前者是稱道了《春秋》的作用，後者是說《春秋》受到了有社會身份的人們的重視。綜觀這兩段話對《春秋》的評論，至少包含了四個方面的內容。由此可見，至晚在春秋末年至戰國初年，史家已有了史學批評的意識。不過這種意識發展到自覺的階段，當以司馬遷的史學批評思想為標誌。司馬遷跟先秦史家不同之處，在於他是從史學發展的觀點上來評論《春秋》和其他史籍的。他在《史記》的《三代世表》序、《十二諸侯年表》序、《匈奴列傳》後論、《儒林列傳》序、《太史公自序》以及《孔子世家》中，多次講到《春秋》，論及《春秋》所記史事比《尚書》詳細、《春秋》的內容和思想、它在史事處理上和文字表述上的特點、它對後世的巨大影響。他還莊嚴地表示要執行先人的遺言：「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春秋》是他在歷史撰述方面追求的崇高目標。這種從史學發展上對於《春秋》的全面評論，反映出他的自覺的史學批評意識。在《史記》其他各篇的序及後論中對先秦其他史籍的評論，也同樣反映出他的這種自覺的史學批評意識。此後，有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群書，「條其篇目，撮其指意」，「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於史籍多有評論。有班彪、班固父子因《史記》而著《漢書》，故對《史記》多有評論。二劉、二班在史學批評上對後世都有較大的影響。可以說從司馬遷到班固，中國古代史學進步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脫離作為經學附庸的地位成為泱泱大國，史學批評也有明顯的發展。其一，此時出現了評論歷史專書的著作，如譙周《古史考》、劉寶《漢書駁議》、徐眾《三國志評》，它們分別是關於《史記》、《漢書》、《三國志》的評論。其二，此時出現了一些史學評論的專篇，而以《文心雕龍》的《史傳》最為知名。而當著史家能夠像司馬遷那樣對以往的歷史著作提出比較全面的評價、又寫出了史學評論的專書，這是到盛唐劉知幾撰《史通》時才實現的。《史通》以史家、史書、史學功用、撰史原則、表述方法、史學評價標準等為研究對象，是一部系統的史學批評著作，也是中國古代史學在史學理論發展上走向成熟的里程碑。自兩宋以下迄於明清，史學批評有了廣泛的發展，史學家、史學批評家、歷史文獻學家關於史學批評的專書代有所出，其專文則不勝枚舉，而《文史通義》則代表這方面的最高成就。史學批評論的基本範圍和主要問題多與歷史思想、史學理論相關聯，但因其著眼於評論，故在提出問題和論述問題方面有其自身的要求和特點。舉其要者，如直書，曲筆，這是評史家作史態度；采撰的得與失，這是評論如何對待歷史文獻和歷史事實；史法，史意，這是關於歷史撰述的形式、內容和思想的評論；天，人，天人之際，人意，時勢，事理，這是涉及評論史家對於歷史變動原因之認識的一些範疇；會通，斷代，這是關於史家之兩種歷史視野的評論；史學中的審美意識，這是關於史書體裁、體例和文字表述藝術性的評論；心術，名教，這是關於史學批評的道德標準和禮法原則的兩個基本範疇；事實，文采，褒貶，這是史學批評中一般經常遇到的幾個範疇；此外，還有史家批評論的原則和方法，比較在史學批評中的作用，史學批評中的「知人論世」，史學批評辯證法則的運用，史學批評的誤區，史學批評與史學發展等問題。史學批評是史學自身反省的理論和方法論，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發展及其在理論上的積累，是中國古代史學內在活力的一種表現。

  在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上，《史通》和《文史通義》最享有盛名。劉知幾自謂：「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為商略者遠矣，其為發明者多矣」。[195]唯其如此，他希望「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史通》在當時就獲得了知音，著名學者徐堅說：「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196]千年之後，章學誠論《史通》的命運和作用說：「其卓識不磨，史家陰用其法；其論鋒可畏，故人多陽毀其書。」[197]徐、章之論，說明了《史通》在當時和此後千餘年中的作用。章學誠亦自稱：「拙撰《文史通義》，中間議論開闢，實有不得已而發揮，為千古史學辟其蓁蕪。」[198]他希望「百年而後，能有許《通義》文辭與老杜歌詩同其沉鬱，是仆身後之桓譚也」[199]。《文史通義》晚出，不像《史通》經歷了千餘年的史學檢驗。但章學誠所說「百年而後」云云，卻被他言中。他死於嘉慶六年（1801），而至20世紀初，《文史通義》不獨為中國史壇所重，而且已躋身於世界史學名著之林。上述二例，足以證明史學批評對於史學發展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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