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內容的豐富性

  歷史的進步使社會生活呈現出日益紛繁複雜的趨勢；在這個趨勢中，人們對社會、對自然、對人在社會和自然中的位置的認識不斷提高。人們這種實踐和認識的歷史進程，開闊了史學家的視野，從而豐富了歷史撰述的內容。

  先秦時期的史書，已經涉及政治、軍事、民族、制度、地理、天文等內容；而《史記》則向人們展示出社會歷史的豐富內容，歷史進程，朝代興衰，人物活動（上自天子、皇帝，下至工商業者各階層人物的活動），民族關係，典章制度，社會風習，朝廷與地方，內地與邊區等，構成了一幅紛繁複雜的歷史長卷。從此，歷史撰述為自己開闢了廣闊的道路。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社會歷史的發展經歷著巨大的變動：政治上的分裂與統一的變動，各民族間的遷移和交往的變動，地主階級內部構成的變動，意識形態領域經學傳統地位的變動，以及區域經濟、文化的發展，選官制度的特點，等等，使這一時期的史學呈多途發展的趨勢。這一時期的歷史撰述不僅數量劇增，而且它們的種類也在迅速發展。南朝梁人阮孝緒著目錄書《七錄》，其中「記傳錄」著錄史書，分史書為十二部。[116]唐初史家撰《隋書·經籍志》，其史部書分為十三類。盛唐時劉知幾著《史通》，把史書分為「正史」和「雜述」兩個部分，而「雜述」又包含「十品」即十類。《隋書·經籍志》史部十三類是：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史通》在「正史」以外的「十品」是：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都邑簿。二者參照，除去名異而實同的部分，史書可以獨立為類者，當有十五六類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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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以下迄於明清，史書分類大致如此而又有所損益、變通，反映了史書內容的豐富，始終保持著長盛不衰的趨勢。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從典制體史書的撰述來看，更可以看出歷史撰述之內容不斷豐富的趨勢。如唐代史家杜佑著《通典》，分歷代典章制度為9門；元初馬端臨著《文獻通考》，則分歷代典制為24門；明代中後期王圻著《續文獻通考》，又分歷代典制為30門。這一趨勢，無疑是歷史進步的產物，但這同史學家的思想、視野努力跟上這種進步也是有直接關係的。

  中國史學是一座巨大的寶藏，這一方面表現為史書記事的源遠流長、連續不斷；另一方面還表現為史書的內容的豐富、充實。此外，中國史書的多種表現形式，也為這一寶藏增添了許多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