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中國史書的特點

  一、記述的連續性

  悠久的史官制度、日益健全的修史機構和發達的私人著史，因此，中國擁有古老而眾多的史籍。梁啓超認為：「中國傳下來的書籍，若問那（哪）部分多，還是史部。中國和外國不同。外國史書固不少，但與全部書籍比較，不如中國。中國至少占十之七八。」[112]數量多，這是中國史書的一個明顯的特點。此外，中國史書還有記述的連續性、內容的豐富性和形式的多樣性這幾個特點。

  這裡先說記述的連續性。

  從現存的文字記載和歷史典籍來看，甲骨文、金文、《尚書》、《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以及《世本》、《竹書紀年》等，記述了先秦時期的中國歷史；司馬遷繼承了這些成果，益以秦漢之際及漢初的歷史撰述，還有實地考察所得，寫出了宏偉的中國通史——《史記》；此後，或朝代史，或通史，或專史，或一方之史，或各種傳記，其撰述從未間斷，形成了連續不斷的、有系統的、多層面的歷史記載和歷史撰述，成為世界史學上絕無僅有的壯舉。這首先是中國歷史連續性發展的產物，同時也是中國史家群體的貢獻。

  從史學的、文化的觀點來看，這一記述的連續性之特點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有史官制度和修史機構作為制度上的保證，已如上節所述。二是有眾多史家的深刻的歷史意識作為思想上的保證。司馬談的臨終遺言表示：對於「漢興，海內一統」的史事，「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113]他深為憂慮的，是「天下之史文」。司馬遷繼承父親未竟之業，寫出了《史記》。唐初，令狐德棻向唐高祖李淵提出建議，認為「近代已來，多無正史」，「如至數十年後，恐事跡湮沒」，「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他主張對於前代所缺之正史，一一修之。[114]其後，在唐太宗時，史館修成梁、陳、齊、周、隋「五代史」，並重修了《晉書》；唐高宗時，史館修成《五代史志》，而史家李延壽撰成《南史》和《北史》。這成為史學上一大盛事。史書的一個重要作用在於「貽鑒今古」，唐初史家對此有深刻的共識。元世祖即位不久，大臣王鶚提出撰寫遼、金兩朝的歷史，他認為：「寧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館不立，後世亦不知有今日。」[115]這就是說，撰寫史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應因朝代的興亡而有所改變。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元順帝時，史臣們寫出了宋、遼、金三朝歷史，把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撰述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像這樣的鮮明的歷史意識的事例，在中國史學上是屢見不鮮的。儘管不同時期的史家提出問題的根據、方式有所不同，但貫穿其間的核心思想就是撰述歷史的神聖性。對於這種神聖性的認識和實踐，不僅在官修史書過程中表現得十分突出，而且在私人著史過程中也表現得同樣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