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私人著史的成就

  從史學積累和發展來看，史官的職責包含兩個大的方面，此即劉知幾所謂「為史之道，其流有二」：第一是「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第二是「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前者系「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者為「後來經始者，貴乎俊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這兩個方面，「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107]。中國史學在這兩個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前一個方面的工作，不少是出於歷代史官之手，故官修史書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在這兩個方面，尤其是在後一個方面做出傑出貢獻的史家，有許多是不曾擔任過史官職務的。換言之，史官當中固不乏優秀的史家，而優秀的史家則並非都是史官。因此要全面認識中國古代的史學，還必須充分認識到歷代都有很多並非身為史官的史家所做出的傑出貢獻。他們的業績，有不少是歷代史官所不及的。這樣的史家，先秦以孔子為代表。自漢迄清，代有其人，舉例說來，如荀悅、袁宏、裴松之、范曄、蕭子顯、李百藥、杜佑、王溥、劉攽、劉恕、鄭樵、胡三省、馬端臨、王圻、王世貞、李贄、陳邦瞻、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談遷、馬驌、谷應泰、全祖望、章學誠、崔述等，皆非史官出身。他們的撰述，有許多都是中國古代史學上的第一流作品。還有一些史家，其撰述成果亦非在史官任上所得。至於數量繁多的雜史、雜傳、野史、筆記、家史、譜牒，以及民族史、地方史、域外記述等，它們的作者，絕大部分亦非身為史官。這些史家，是龐大的中國史家群體的極重要的部分。

  史家的私人撰述不僅數量多，成就也很大，在中國史學發展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如《漢紀》、《後漢紀》、《三國志注》、《後漢書》、《通典》、《唐會要》、《通志》、《資治通鑑新注》、《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弇山堂別集》、《藏書》、《續藏書》、《焚書》、《續焚書》、《明儒學案》、《宋元學案》、《讀通鑑論》、《日知錄》、《文史通義》、《考信錄》等，不過是一部分代表性著作而已，其實際情形當遠遠超過這些。

  這些史家成就的取得，有種種原因。出於皇命，這是一個重要原因。如荀悅撰《漢紀》，即因漢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荀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108]。《漢紀》一書，開編年體皇朝史的先聲。如裴松之注《三國志》，即是南朝宋文帝所命，於是「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既成奏之，上覽之曰：『裴世期為不朽矣。』」[109]補史官之失，這又是一個重要原因。史官之職，常有任非其人、「罕因才授」的弊端，這就出現了「屍素之儔，盱衡延閣之上，立言之士，揮翰蓬茨之下」[110]的現象。這「蓬茨之下」的「立言之士」，即非史官身份的史家。唐人李肇撰《國史補》，即出於「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李德裕撰《次柳氏舊聞》，意在「以備史官之闕」；林恩撰《補國史》，也是以「補」國史為目的。明清之際談遷所撰《國榷》，是這方面的傑作。這種情況，在中國史學上是非常普遍的。史家發展史學的自覺意識，是又一個重要原因。如鄭樵、馬端臨都推崇史學的「會通」之旨，前者繼承了《史記》之紀傳體通史的傳統，寫出了《通志》一書，其《通志·略》是對前人成果的重大發展；後者繼承《通典》之典制體通史的傳統，寫出了《文獻通考》一書，它在分門立目上也發展了前人的成果。又如章學誠繼承了《史通》之史學批評的傳統，寫出了《文史通義》一書，在史學理論、方法論方面有許多創造性的發展。另外一個極重要的原因就是，史家的社會責任感和經世致用的撰述旨趣。從孔子作《春秋》、杜佑著《通典》、顧炎武纂《天下郡國利病書》和王夫之撰《讀通鑑論》，這是貫穿於先秦至明清的一個優良傳統。以上四個方面的原因，已可看出史家與政治及社會的相互關係，以及史學自身發展的要求和運動的規律，它是史學發展和成果積累的基本原因。

  上述種種情況，有些在歷代史官當中也是存在的。而在史學同政治的關係上，則表現得更為突出。還有一種情況，即具有史官身份的史家，其著述並非都是官修史書。例如《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史通》、《貞觀政要》、《資治通鑑》、《通鑑紀事本末》、《續資治通鑑長編》、《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名作，仍屬於史家私人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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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代史官產生出中國最早的史家，而中國古代史家卻並非都是史官。從廣義上說，中國古代史家，既包括那些沒有史官身份的史家，也包括那些具有史官身份（尤其是那些做出了成就的具有史官身份）的人。他們對中國史學的發展都有輝煌的貢獻。劉知幾論史家的成就和影響之高低與異同時說：「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御，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郁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111]他把「史之為務」劃分為三個層次，反映了他的史家價值觀，即首先推重史家秉筆直書的精神，同時也看重史家的著述、思想、言論對當時和後世的影響。他說的這六個人中，相傳左丘明是《左傳》的作者，故可以同司馬遷並提。他說的周之史佚，據說是周文王、武王時的太史尹佚。《國語·周語下》記晉國大夫叔向援引史佚的言論，即「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恣」。這表明直到春秋時期，史佚還是一位很知名的史官。劉知幾從上述三個方面來評論史家的成就及其社會歷史影響，這在中國古代史學的史家批評論上還是第一次。其後，從理論上對史家進行評論，代有所出；而章學誠「以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以才識、記誦判定史家成就、得失，這些都具有史家批評之方法論的價值。

  中國歷史上有眾多的史家，中國史學中有豐富的評論家的理論。三千多年來，中國史家緊步中國歷史的足跡，記載了中國歷史的進程，為人類文明的發展留下了一部輝煌的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