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形式的多樣性

  史書體裁的多樣性也是中國史書的一個特點。

  史書體裁是史書的外部表現形式。在三千年的史學史上，中國史書體裁經歷著辯證的發展過程。有一種年代久遠的說法，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一說右史記言，左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這說明了史官的分工，也說明記言、記事是較早的歷史記載形式。但言與事並不能截然分開，《尚書》中就包含了記事的成分；較晚出現的以記言為主的《國語》、《戰國策》，也包含了不少記事的成分。中國史學上最先形成比較規範的表現形式的，是編年體史書《春秋》、《左傳》，它們按年、時、月、日時間順序記事。《左傳》記事豐贍，不僅有精彩的記言，而且也有記一件事情的始末原委的，如僖公二十三年記晉公子重耳在外流亡19年的經歷。晚出的編年體史書《漢紀》、《後漢紀》又使用「言行趣舍，各以類書」的方法，記載了許多歷史人物；《資治通鑑》往往於歷史人物的卒年之下，略述其生平事跡。可見，編年記事的史書，也記言，也記事件始末，也記人物，其間存在著互補和辯證的關係。

  比起編年體史書，紀傳體史書出現較晚。戰國時期出現的《世本》是一種綜合體的形式，它很可能是紀傳體史書的前驅。司馬遷的《史記》包含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個部分，是記事件、制度、人物和歷史進程的綜合體史書，後人稱為紀傳體史書，這跟它記述了朝代更迭和大量的歷史人物有關。紀傳體史書擴大了史書記述的範圍，同時也擴大了人們的歷史視野，促進了人們對於歷史面貌的整體性認識，是編年體史書所不及的。這是又一層辯證發展關係。

  繼《史記》之後，班固撰《漢書》，「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117]。紀傳體史書的發展至唐初達到了全盛時期，二十四史中有八部史書撰於此時，可為明證。因此，劉知幾著《史通》總結史學發展時，開篇就從「六家」講到「二體」，認為「班、荀二體，角力爭先」，「後來作者，不出二途」，視班固《漢書》、荀悅《漢紀》為歷史撰述的兩種模式。劉知幾在詳論「古今正史」的同時，又指出：「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118]。他總結了「史之雜名」，凡有「十品」，認為它們是對「正史」的補充，反映了他對於史書表現形式之辯證發展的樸素的辯證認識。

  中唐時期，杜佑撰《通典》巨著，從會通和分門兩個方面繼承、發展了紀傳體史書中的書志部分，寫出了第一部結構嚴謹、規模宏大的典制體通史，從而突破了編年、紀傳「二體」的格局。《通典》的巨大影響和眾多續作，使典制體史書卓然而立，成為中國史書的又一種主要表現形式。《通典》從典章制度的制定、演變，探討它對於為政得失、民族關係、社會進步、歷史進程的影響，這是全面地突出了歷史運動中主體與客體如何協調的問題，在歷史認識上有重大意義。《史記》和《通典》都足以證明，史書體裁絕不僅僅是史家對於史書表現形式的選擇，它也反映著史家對於歷史的理解和認識。這也是中國史書體裁之辯證發展的一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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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唐之際數百年間，史學家們對編年、紀傳二體孰優孰劣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餘波所及直至宋代。尊《春秋》、《左傳》者，指摘司馬遷改變了聖人為史之體，崇《史記》、《漢書》者，備言紀傳體存在的必要。劉知幾《史通·二體》篇，分別指出編年、紀傳二體的長短，結論是「考茲勝負，互有得失」，「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在二體孰劣孰優上持公允的態度，但他沒有從理論上回答導致這場爭論的原因。唐後期皇甫湜撰《編年紀傳論》一文，從理論上對史書體裁的發展提出新的認識，他指出：

  古史編年，至漢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盪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予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耳，何常之有！故是非與眾人同辯，善惡得聖人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119]

  他認為編年、紀傳二體都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史家發揮其專長創造出來的，因而史書體裁不是一成不變的。同時指出，衡量「良史」的標準是「是非與眾人同辯，善惡得聖人之中，不虛美，不隱惡」；達到這個標準，不論在表現形式上是紀、是傳、是編年，都應當予以肯定。皇甫湜認為，紀傳體史書的出現，克服了編年體史書「多闕載，多逸文」的不足，有利於史書的「以備時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因而是合理的。他還批評有些論者在史書體裁上的一味「好古」的傾向，無裨於史學的發展。《編年紀傳論》之論史書體裁比起劉知幾所論，一是突出了理論上的說明，二是包含了發展的觀點，是古代史學上論史書體裁的大文章。文中提出「盡事之本末」的要求，對醞釀新的史書體裁的出現，是有思想上的啟發的。

  從《春秋》、《左傳》作為編年體史書奠基著作問世後約三四百年，出現了紀傳體史書的開創性著作《史記》；《史記》問世後約八九百年，有影響深遠的典制體通史《通典》的誕生；關於編年、紀傳二體的數百年的討論而有《編年紀傳論》的撰寫，在《通典》與此論之後約三百餘年，乃有宋代史家袁樞所撰《通鑑紀事本末》的面世。每一種新的史書體裁的產生，都經歷了漫長的醞釀、發展過程，歷史的發展，史學的發展，史家的創造性才能的發揮，交互影響，反映了中國史書體裁之辯證的發展過程。

  編年體、紀傳體、典制體、紀事本末體，是中國史書所採用的幾種主要體裁。編年體，在《資治通鑑》問世後，有重大的發展；紀傳體，在《漢書》問世後，歷代正史都仿效《史》、《漢》，成為中國古代史學的主幹；典制體，《通典》問世後，續作蜂起，乃有「三通」、「九通」、「十通」的形成；紀事本末體，自《通鑑紀事本末》問世後，出現了歷朝紀事本末的撰寫。此外，中國史書還有學案、表、圖、史論、史評，而且也都有出色的成就。同時，各種不同的史書體裁在運用、發展中，存在著相互補充和綜合的趨勢，使各自變得更加合理，更加趨於完善。這些史書體裁，鑄造了中國古代史書多姿多彩的表現形式，顯示了中國史學的鮮明的民族特色。在當代史學發展中，它們仍保持著鮮活的生命力，具有歷史撰述上的借鑑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