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通志》的「會通」與「自得」

  一、關於「會通之義」

  鄭樵一生與宦途無緣，亦終未借重皇家藏書，但他還是撰成了《通志》這部巨著。司馬光《進〈資治通鑑〉表》稱：「臣之精力，盡於此書。」鄭樵畢生精力，也是盡於《通志》了。

  

  《通志》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共200卷，含帝紀18卷、年譜4卷、略52卷、世家3卷、載記8卷、列傳115卷（內有后妃傳2卷，附於帝紀之後；宗室傳8卷，附於同姓世家之後；四夷傳7卷，置於載記之後，以及其他列傳98卷）。全書記事，起於三皇，迄於隋末，諸略所記下及於唐。其所綜合的6種體例，略由書、志而來，年譜系年表別稱，世家繼承《史記》，載記采自《晉書》。它是《史記》以後紀傳體通史著作發展的新成果。

  《通志》集中反映出作者以「會通」為主的史學思想。這一方面表現在本書的結構，即其表述形式上，另一方面表現在本書的《總序》中，而後者具有理論價值。《通志·總序》開宗明義寫道：

  百川異趨，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

  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

  這裡說的「同天下之文」，是從空間上也是從文獻上著眼的；他說的「極古今之變」，則是從時間上亦即從歷史進程上著眼的。「會通之義」在學術方面的含義主要就在於此。當然，他評價孔子為「百世之下不能及」，顯然是過分誇大了。

  從「會通之義」來看，在孔子之後，鄭樵只推重司馬遷一人。認為：「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製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他對司馬遷的「會通」之作《史記》，評價也是很高的。不過從鄭樵的觀點來看，他也提出了司馬遷有兩個方面的「不足」：一是司馬遷所處的時代，使其「得書之路未廣」，「博不足也」；一是司馬遷對待前人之書，「全用舊文，間以俚語，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逞」，「雅不足也」。他的這個批評，可謂得失參半：前者所得多，後者所失亦多。司馬遷自稱「成一家之言」，鄭樵從後者出發，認為司馬遷似還不能「自成一家言」，亦未見中肯。但由此倒是更可看出鄭樵對於「會通」的認識和要求。他在《獻皇帝書》中自謂，「入山之初，結草之日，其心苦矣，其志遠矣：欲讀古人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六藝之文，而為羽翼，如此一生，則無遺恨」。這說明他的「會通」思想由來已久，並不斷發展和豐富起來。

  通觀《通志·總序》，鄭樵所謂「會通之義」「會通之旨」「會通之道」，其主旨在於：一是重視古今「相因之義」，意在貫通歷史的聯繫；一是重視歷代損益，意在揭示「古今之變」。在這一點上，他無愧是司馬遷歷史哲學的繼承者和發揚光大者。唯其如此，鄭樵批評班固「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班固斷代為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他感嘆「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

  要之，鄭樵的「會通」思想的理論價值，反映在歷史文獻學方面，是提出「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在歷史觀方面，是強調重古今之相因、極古今之變化。這兩個方面體現在歷史撰述上，為的是克服和防止「煩文」「斷綆」「曲筆」（亦即所謂「傷風敗義」）等弊病，是很有意義的。不過，有一點是應當指出來的：劉知幾推崇班固「斷代為史」而貶抑通史之作的價值，是片面的見解；鄭樵與之相反，推崇通史而貶抑「斷代為史」的價值，也是片面的見解。他們的論點恰恰證明，會通與斷代，反映了史家兩種不同的歷史視野，在歷史撰述中都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