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2024-08-14 18:32:20 作者: 瞿林東

  《通志》的「會通」與「自得」

  一、關於「會通之義」

  鄭樵一生與宦途無緣,亦終未借重皇家藏書,但他還是撰成了《通志》這部巨著。司馬光《進〈資治通鑑〉表》稱:「臣之精力,盡於此書。」鄭樵畢生精力,也是盡於《通志》了。

  《通志》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共200卷,含帝紀18卷、年譜4卷、略52卷、世家3卷、載記8卷、列傳115卷(內有后妃傳2卷,附於帝紀之後;宗室傳8卷,附於同姓世家之後;四夷傳7卷,置於載記之後,以及其他列傳98卷)。全書記事,起於三皇,迄於隋末,諸略所記下及於唐。其所綜合的6種體例,略由書、志而來,年譜系年表別稱,世家繼承《史記》,載記采自《晉書》。它是《史記》以後紀傳體通史著作發展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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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志》集中反映出作者以「會通」為主的史學思想。這一方面表現在本書的結構,即其表述形式上,另一方面表現在本書的《總序》中,而後者具有理論價值。《通志·總序》開宗明義寫道:

  百川異趨,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

  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

  這裡說的「同天下之文」,是從空間上也是從文獻上著眼的;他說的「極古今之變」,則是從時間上亦即從歷史進程上著眼的。「會通之義」在學術方面的含義主要就在於此。當然,他評價孔子為「百世之下不能及」,顯然是過分誇大了。

  從「會通之義」來看,在孔子之後,鄭樵只推重司馬遷一人。認為:「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製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他對司馬遷的「會通」之作《史記》,評價也是很高的。不過從鄭樵的觀點來看,他也提出了司馬遷有兩個方面的「不足」:一是司馬遷所處的時代,使其「得書之路未廣」,「博不足也」;一是司馬遷對待前人之書,「全用舊文,間以俚語,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逞」,「雅不足也」。他的這個批評,可謂得失參半:前者所得多,後者所失亦多。司馬遷自稱「成一家之言」,鄭樵從後者出發,認為司馬遷似還不能「自成一家言」,亦未見中肯。但由此倒是更可看出鄭樵對於「會通」的認識和要求。他在《獻皇帝書》中自謂,「入山之初,結草之日,其心苦矣,其志遠矣:欲讀古人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六藝之文,而為羽翼,如此一生,則無遺恨」。這說明他的「會通」思想由來已久,並不斷發展和豐富起來。

  通觀《通志·總序》,鄭樵所謂「會通之義」「會通之旨」「會通之道」,其主旨在於:一是重視古今「相因之義」,意在貫通歷史的聯繫;一是重視歷代損益,意在揭示「古今之變」。在這一點上,他無愧是司馬遷歷史哲學的繼承者和發揚光大者。唯其如此,鄭樵批評班固「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班固斷代為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他感嘆「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

  要之,鄭樵的「會通」思想的理論價值,反映在歷史文獻學方面,是提出「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在歷史觀方面,是強調重古今之相因、極古今之變化。這兩個方面體現在歷史撰述上,為的是克服和防止「煩文」「斷綆」「曲筆」(亦即所謂「傷風敗義」)等弊病,是很有意義的。不過,有一點是應當指出來的:劉知幾推崇班固「斷代為史」而貶抑通史之作的價值,是片面的見解;鄭樵與之相反,推崇通史而貶抑「斷代為史」的價值,也是片面的見解。他們的論點恰恰證明,會通與斷代,反映了史家兩種不同的歷史視野,在歷史撰述中都是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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